奥本海默

注：本文原发表于影片《奥本海默》去年在国内上映时期，当时发表的是第一部分。最近《奥本海默》喜获奥斯卡奖，此次将此文补充完整，以飨读者。

诺兰的《奥本海默》在第九十六届奥斯卡颁奖上大获全胜，共获得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主、最佳男配等在内的七项大奖，可谓横扫。而诺兰也终于摆脱了多年的“无奥之王”窘境，可谓功成名就，终达圆满。

诺兰是这样一种导演，即集合了高概念与炫目的叙事技巧、影音体验于一身，如果你从他身边路过，哪怕你对他不感兴趣，也会停下来驻足观看，因为不知道这一次他会给世界带来些什么。

因此，虽然他的上一部影片《信条》票房和口碑都欠佳，大家仍然翘首期盼着这部新片。尤其其在海外口碑已创新高，更是让人等长了脖子。

诺兰式的多线叙事、交叉剪辑对影迷已经是家常便饭，而此次《奥本海默》的特别之处，在于台词量创了诺兰影片的新高，本身时长又长达三个小时，使得台词量相当于通常的三部电影。

这使得《奥本海默》颇具有另一位编剧大神艾伦索金的气质，影片本身也很容易让人想到《社交网络》、《林肯》、《萨利机长》等影片。

诺兰的影片历来以高信息密度而闻名，如此之高的台词量，当然让《奥本海默》的信息含量更加大了一个台阶，因此，观看这部影片是一个颇为幸福而又辛苦的过程，稍有懈怠就容易丢失信息。

不管怎样，我们还是先从整个事情的缘起开始。众所周知《奥本海默》主要是围绕着主人公奥本海默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领导制造人类第一枚核弹的“曼哈顿工程”展开的故事，那么自然应该从曼哈顿工程开始。

（上）

一、“现在可以说了”

影片中由马特达蒙所饰演的莱斯利·理查德·格罗夫斯将军，相信是令大家印象深刻的角色之一，也是仅次于奥本海默的角色。现实中，这位格罗夫斯将军在保密期到期后，亲自写了一本书《现在可以说了》，详细阐述了他领导曼哈顿工程的前前后后，其中当然也大量提及了奥本海默。

格罗夫斯将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任美国陆军工程兵建筑部副部长等职，因此这本书不太像一位将军回忆自己的戎马生涯，倒更像一个总工程师在总结项目从规划、勘察到设计实施直至成功的过程和细节，因此这本书特别“硬核”，指导性很强。

现如今我们往往关注原子弹的技术细节，但在格罗夫斯将军的这本书中，更多的篇幅是关于如何处理曼哈顿工程中的各类工程细节和人与人的关系，从最初的选择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人员到合作企业、选址、设厂等等，都充满了学问。

比如片中最主要的实验基地洛斯阿拉莫斯，据诺兰的说法是奥本海默和弟弟过去常去那儿玩。而根据格罗夫斯的书中所说，为了确定这个地点，他从交通、水流、电力、路况、气候、周围的环境、人口、旧有居民等等各个方面进行了综合比较，最终才选定了这个地方。
有趣的是，同在新墨西哥州的阿尔伯克基也曾作为基地的候选地之一，但最终被放弃了。而这个地方恰是经典美剧《绝命毒师》的发生地，两地相距仅一百多公里。也就是说，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物质武器和人类历史上也许最出色的影视作品的诞生地仅仅相隔不过百里。当然，现在这里又诞生了一部经典影片。

除了选址之外，格罗夫斯将军担忧的问题远远不止于此。比如片中奥本海默提到的，为了让科学家和工程师安心投身于工程，心无旁骛，必须让他们携带家眷，因此必须要造一座宜居的社区。事实上这个问题格罗夫斯将军颇花费了一番心思。书中这样写道：

在已有的关于曼哈顿计划的全部写作中，几乎没有注意到在我们的各个战时工厂中工作着的成千上万的人的生活面貌。每人的生活都有自己的独特之处，但他们也有某些共同的因素一隔离，保安限制，简朴的生活条件，单调。这对于妇女来说，在许多方面或许是最艰苦的。汉福特为我所指的这一些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在这里，我们雇用了几千个妇女担任各种职务一事务员，速记员，秘书，等等。
我们很幸运地找到了一位非常能干的妇女比特里斯·M·斯太恩迈次夫人(她是马里斯的夫人，当时是俄勒冈州立学院的妇女部长)，来照顾妇女的生活福利，并使她们在当时的环境下在生活上得到满足。她作为妇女活动的管理人，负责处理各种问题因为大批妇女在艰苦条件下,几乎没有正常生活中的愉快事情，集体居住在一个隔离地区，必然要产生一些问题。
必须承认，我们对职工精神上的关心不完全都是为别人着想的，因为对我们来说，有一支稳固的文书队伍是很必要的。人员的经常变动简直使我们受不了。其困难在于就业人员发现在亚基马、西雅图和别的邻近城市容易找到工作，那里的生活条件远比这里舒适。人员变动的危害在雇用人员到职时就已开始。
为了“大西北”战时工作的高工资而应募来的妇女，往往是横越整个美国，花了很大费用被运送到这里来的，其中有很多人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到了汉福特。有时，当她们半夜里在华感经拥东南部的火车站一走下火车时，她们的幻想就开始破灭了……
为了弥补她们的不满，斯太恩迈次夫人为每一批新的到达者举行一次入厂欢迎会，以在汉福特进行的工作的重要性来感动她们，并帮助她们认识到，通过她们的工作，她们将为结束战争育接作出前所未有的贡献。因为绝大部分妇女在军队中都有着她们所爱的人，斯太恩迈次夫人的这番话便是一个有效的呼吁。当然.并不是在每一情况下都是永远有效的。但是每当一个妇女决定离开本计划工作的时候，斯太恩迈次夫人就努力弄清楚她离开的原因，通过这种方法，她积累了很多经验，这些经验对于改善职工的精神面貌是有用的。
此外，斯太恩迈次夫人还充当类似“哭墙”的角色。她日夜办公，在这些时间里妇女们来找她诉说自己的委屈、烦恼和悲伤，因为她们知道在这里将会得到安慰和正确的劝告。在每栋住着妇女的营房里也都有一个“女管理员”或“主妇”，她会使她们进一步感到，她们是受保护和支持的。
……
我们说服了一家好的妇女衣饰店在此设立一个分店,并在到 5公里外的帕斯科镇去的路线上增开了一班五点钟的专车，使女职工有时可以在镇上吃晚餐，买些东西，理发，或是看一场电影，等等。有一班在深夜返回的公共汽车是专供妇女使用的，斯太恩迈次夫人也要乘这一晚班车返回汉福待，这就是她决定需要这班车的理由。……从反应堆设计到哥伦比亚河中鱼类的安全，乃至妇女们的鞋子均涉及到相当广泛的问题。很明显，它们的重要性不是相等的，但在我们试图去做的工作中，它们全是有重大关系的。

当然，更重要的是处理与奥本海默的关系。与片中略有不同的是，奥本海默现实中是由两位物理学家范尼瓦·布什和阿瑟·霍利·康普顿推荐的。而很多人最初对任用奥本海默颇有犹豫，一是因为他毫无行政管理经验，二是他不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显然，在群星如云的曼哈顿工程中，获得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更能赢得众人的尊重，比如制造回旋加速器的欧内斯特·劳伦斯或康普顿等。但格罗夫斯最终力排众议选定奥本海默作为负责人。

二、最重要的事

上面说了为了工程顺利进行而需要做到的一些工作，尤其是后勤方面，是很重要也很容易被忽略的。

那么作为整个工程的总指挥，格罗夫斯认为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

技术？有奥本海默和一众科学家精英把关。作为一个秘密工程的领导者，尤其自身又是军人，应该最重要的就是保密了。

但格罗夫斯却不这么看。他在书中这么写道：

我们在任用任何人之前，就尽力去了解在他历史中能使他成为危险人物的根源，特别应注意的是，由于他过去行为不检，以致有易于被人敲诈的弱点。对一个新来的人员，急急忙忙地完成审查之前，通常只给予一些不牵涉到机密的工作。由于在同任用人员的最初治谈中，也不能保证不泄漏机密，因而我们甚至在和他接近之前，就要确定他是合格的。
保安工作的基本问题是，对本计划的各种人员加以控制，使重要机密落入敌人手中的可能性减小到最低限度。布希（什）博士已经提到，让工作人员随便交流工作情况是有危险的。如果我们要战胜一切对手，抢先制成第一颗原子弹的话，就必须停止这种交流。保安工作的核心问题是知识的局部化。我的原则很简单——每个人应知道他执行任务时所需的一切东西，但不应知道更多的东西。坚持这一原则，不仅提供了保密的适当措施，而且使我们的工作人员都坚守自己的岗位，从而大大地提高了工作的总效率。这还使各有关人员都认识到，本计划的制定是为了生产出一种有特殊目的的产品，而不是为了满足个人的好奇心或增加其科学知识。

那么，保密工作最需要针对的是什么对手呢？格罗夫斯这样答道：

究竟我们保安工作的主要对象应当是哪个国家，从来没有人对我说过。首先，似乎必然针对轴心国，尤其是德国，因为在敌国中，只有它能利用从我们这里窃取的任何情报。我们认为，日本还没有足够的工业能力、科学人力和必要的原料。意大利的情况也是这样，而且它还有一个不利条件一一任何大工厂都容易受到盟军的轰炸。我们认为，日本到手的秘密情报未必能准确地、迅速地转到德国人的手中。而且，我们估计意德两国间的情报联系也不是顺畅的。
我在就职后一两星期内就了解到，唯一已知的间谍活动是俄国人利用美国共产党的同情者对伯克利实验室进行的活动。很快我们就确定了保安工作的三项目标：首先，决不能让德国人知道我们工作或科学技术进展的任何情况;其次，尽一切努力使第一次使用原子弹成为谁也不曾料到的惊人之举;最后，尽我们的能力，不让俄国人知道我们的发现以及有关设计及制造过程的详细情况。

尽管保密工作是重要的，但格罗夫斯仍然认为，保密不是最重要的：

然而，保密并不是曼哈顿计划的主要目的。研制能使战争尽可能早地结束的原子弹才是我们的使命。所以保密虽然重要，却不能算是压倒一切的。
一切有关保密的手续和制度，包括人员的审查在内，都必须服从“把原子弹制成”这一压倒一切的任务。完成的速度是万分重要的。

一切都服务于“把原子弹造出来”这个根本目的，这也是任何一个工程领导者的金科玉律。

三、速度，海森堡与哥本哈根

影片中已经表现了，奥本海默率领的团队争分夺秒地与海森堡领导的纳粹德国团队赛跑，看谁能先一步做出原子弹来。

海森堡是那个时代赫赫有名的物理学家，也是量子力学的创立者之一。由他带领本来就群星云集的德国科学家团队研制原子弹，可以说在起跑线上就领先了。

但幸运女神却没有眷顾海森堡领头的德国科学家团队。格罗夫斯书中记述了美国在广岛引爆第一颗原子弹后，德国科学家团队特别是海森堡的反应：

8 月 6日晚饭前，德国科学家居住地法姆霍耳的英国负责军官T.H里特讷少校通知奥托·哈恩（笔者注：最早发现核裂变的科学家之一）说，英国广播公司刚宣布在日本投下了一颗原子弹。哈恩听到这个消息后神志十分不清他说，他感到自己对这次几十万人的死亡负有责任，因为有了他最初的科学发现，原子弹才有可能制造出来。他还对里特讷说，当他最初看出自己的科学发现的全部潜在的可能性时，他曾经想要自杀。现在这些可能性都已成为事实，他感到自己应该受到责备他喝了点酒借以唤起精神之后才比较安静下来，随后就下楼去吃晚饭。在吃晚饭的地方，消息又传给了聚集在一起的客人。
大家对消息还是半信半疑。围绕美国是如何生产出元素 93 的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注：所有报告给我们的谈话都是从德文口语译出的。）
哈恩：制造元素 93 是件极端复杂的工作。要制造元素93他们必须有一种能长期运转的设备。如果美国人有了铀的炸弹，那末你们就统统都是二等货色。我可怜的海森堡啊！
海森堡：关于这种原子弹他们有没有用铀这个字?
哈恩：没有。
海森堡：那末，就和原子弹没有什么关系了，不过相当于两万吨烈性炸药的爆炸力是可怕的……现在我所能说的是，在美国某个只懂皮毛的人认为这种炸弹有相当于两万吨烈性炸药的威力，而实际上却是完全办不到。
哈恩：总之，海森堡啊，你们确实是二等货色，你还是少说为妙。
海森堡：我很同意……我乐意相信这是一种高威力的炸弹，但是我不相信这种炸弹与铀有关系，我认为这是一种化学物质，他们就是用这种化学物质来大大地增加整个炸弹的爆炸力的。
我（格罗夫斯）对哈恩博士下面的话感到高兴。他说：“如果美国人真的有原子弹，那么他们的保密工作真是有办法。” 说着说着他就谈论起道德的问题来了。这个问题一直在所有科学界中有着非常激烈的争论。关于这个问题，这些德国科学家们自己是这样说的：
沃兹：我很高兴我们德国人没有原子弹。
魏茨塞克：我认为美国人这样做是很可怕的。我认为他们是有点发狂了。
海森堡：不可以那么讲。有人也可能这么说：“这样做是结束战争最快的途径。”
哈恩：这话对我是个安慰。
接着他们又对我们如何制成这种炸弹的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热烈的讨论。和以后相反的论点相对照，海森堡在这一点上的说法是非常有意义的。他说：“制造这种原子弹的方法是很多很多的，但是我们一种方法也不知道，这一点是肯定的。”所有的人都一致认为，如果以前他们能够作出必要的努力话，他们也可能获得成功的。最后散场的时候，他们以一种无据的自信和自慰的语气谈了下面的一些话：
哈恩：好，我们可以打赌，海森堡认为美国吹牛的看法是不对的。
海森堡：发现和发明是有很大区别的。在发现的过程中人们总是带着疑惑并且会有许多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而对于发明，只有那些对这个问题一点都不懂的人才会感到出乎意料之外。我们对于这种炸弹也已经研究了五年之久，现在也觉得有点奇怪。
9点钟时，客人们又聚集一起收听官方广播，当听到这消息是确实的时候，真使他们大为吃惊。他们又立刻热烈地谈论起美国究竟作了多大的努力。我对高德斯米特的第一个印象是，他是一个非常机灵的审讯官。这一点从巴格的话里得到了证实。巴格说：“高德斯米特把我们带入了迷魂阵。”
德国人似乎深深地感觉到，我们能够完成大量的他们认为我们必定要做到的工作。但是这么大量的工作他们在德意志第三帝国统治下甚至还未曾开始。
科尔欣：无论如何，那总说明美国人是能够做到大规模的真正的互相合作。在德国那是办不到的。每个人都会看不起别人·.....
海森堡：可以说在德国第一次能有一大笔资金提供使用是在 1942 年春天与鲁斯特会晤以后。当时我们要他相信，我们有绝对可靠的证据说明我们能够制造出原子弹。
海森堡悲叹他自己没有为德国的核计划贡献出像贡献给V-1和V-2火箭一样多的力量。然而，在最后分析时他似乎认识到这部分责任还是要归咎于他自己的小组。
海森堡：在1942年春天，我们也不一定能有勇气向对府建议应当雇用 12万人把事情搞起来。
接着又有人辩解说：“德国人没有获得成功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没有真正想去争取成功。”
魏茨塞克：我相信我们没有做的原因是，因为所有的物理学家在原则上没有想去做。如果我们那时候都想使德国赢得战争的胜利，我们也能够获得成功的。
哈恩：我不相信，然而我感到高兴的是我们没有获得成功。
在晚上格拉赫说，当时纳粹党好像认为他们正在研究着一种炸弹。慕尼黑的纳粹党人，在1945年4月27 日和28日还正在挨户告诉所有的人说，第二天他们就要使用原子弹了。但海森堡却提出十分惊人的看法，他奇怪我们怎么能够分离出制造一个原子弹所需要的两吨铀-235 来。这肯定了高德斯米特在他进行审讯时的看法,他相信德国人没有考虑到应用我们所采用的原子弹设计。我们的原子弹的设计的优越性在于利用快中子，而德国人却认为必须像在反应堆中一样使中子慢化。实际上他们认为必须将整个反应堆作为原子弹来投掷。所以，为了获得合理的重量，他们就必须要有这么大量的铀-235。
他们又继续谈论下去，最后夜深了才散去。然而，还是两个两个地继续谈到半夜以后。在这些交谈中，很明显，只有格拉赫一人因他们未能获得成功而感到非常懊恼。其余的人似乎都高兴地认为，他们的工作的目的是利用原子能而不是制造原子弹。魏茨塞克又预言了原子弹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魏茨塞克(对沃兹)：斯大林肯定还没有原子弹，如果美国和英国是聪明的帝国主义者，他们就会在明天用原子弹攻击斯大林，但他们将不这样做。美国和英国将利用原子弹作为政治武器。那当然是很好的，但是，结果只能在俄国人拥有原子弹之前存在和平的局面，而在俄国人拥有原子弹之后就必定会有战争。

关于海森堡为什么没有领导德国造出原子弹，这成了20世纪科学史上的一段著名公案。

按照格罗夫斯以及很多历史研究者的说法，海森堡是在关键的计算上出现了错误，即铀235产生爆炸的临界质量出现了错误，因而最终造不出原子弹来。

但海森堡后来又辩称，是他故意设置了种种障碍以防止纳粹首先造出原子弹，这让本来就一团迷雾的真相更加神秘。

其中，尤其是1941年他与玻尔夫妇的一次谈话，更是成了谜团的中心。历史上玻尔是海森堡的老师，两人一度关系密切，亦师亦友亦如父子，感情深厚。但战争改变了一切。

“哥本哈根之谜”：1941年9月，丹麦已被纳粹德国占领，但玻尔还没有离开丹麦，此时，海森堡和另外一名德国物理学家冯·魏茨泽克突然来到哥本哈根访问玻尔。直至今日，人们对这两人哥本哈根之行的动机还有争论。支持海森堡的人说，海森堡的目的是告诉玻尔，纳粹德国不会制造出原子弹，让玻尔利用他的影响使反对纳粹的国家也不研究原子弹。另一派则认为，海森堡想劝说玻尔放弃不与纳粹合作的立场，帮助研制。

若干年后，西方甚至以此为题材创作了一部话剧《哥本哈根》，成了戏剧史上的经典之作。这部话剧大胆地采用平行交叉的表现手法，除了复现剧作家想象中的当年场景外，并让海森堡和玻尔夫妇的“鬼魂”成了故事的讲述者，从而对疑案本身有了“上帝视角”的另一种阐述方式。

总而言之，老天爷没有眷顾海森堡和他领导的纳粹德国的科学团队，这对全人类是件幸事。

四、玻尔和他的“开放世界”

上面提到了玻尔。众所周知的是，在上个世纪初那个物理学大爆炸的年代，爱因斯坦无疑是最璀璨的一颗星星。不过很多人不知道的是，那时候还有颗亮度不亚于爱因斯坦的星星，就是玻尔。

玻尔二十八岁时就写出了《论原子构造和分子构造》的论文，以量子论成功解释了氢原子和类氢原子的谱线结构。他创立了哥本哈根理论物理研究所并任所长，使得哥本哈根成为量子力学理论的大本营，海森堡等人都接受过玻尔的亲自辅导和栽培，可以说玻尔就是量子力学的教父。

也因此，当二战开始后希特勒迫害犹太人科学家时，同盟国要费劲周折将玻尔营救到美国去。

而片中奥本海默在欧洲求学的那个年代，也正是量子科学和核物理大发展的时代，影片中有些情节也做了描写。不过，在之后的岁月中，玻尔对奥本海默的影响更多不是在核物理方面，而是在政治和哲学思想上《奥本海默传》这样写道：

奥本海默后来写道:“玻尔能来洛斯阿拉莫斯实在太棒了，他对技术非常感兴趣。但我认为，对我们所有人而言，他在这里真正的意义与技术无关。”相反，正如奥本海默所说，玻尔此行“暗地里”是为了推进一项政治事业——在科学和国际关系中采取开诚布公的态度，这是防止战后核军备竞赛的唯一希望。这正是奥本海默乐于听到的消息。近两年来，他一直忙于错综复杂的行政事务。几个月过去了，他越来越像一个科研工作管理人员，而不是一位理论物理学家。这种转变让他感到压抑，因为他无法充分发挥他的才智。因此，当玻尔来到台地，用深刻的学术语言谈论这个项目对人类的影响时，奥本海默又恢复了活力。他向格罗夫斯保证，玻尔的出现极大地鼓舞了士气。奥本海默后来写消在玻尔来之前，这项工作“常常看上去令人毛骨悚然”。玻尔很快就使这项事业看起来充满希望，而之前许多人还充满疑虑”。奥本海默谈到希特勒时充满轻蔑，并强调了科学家在打败希特勒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奥本海默说:“他(玻尔 ) 满怀希望地认为，我们会取得良好的成果，科学规律和学科协作也将发挥有益的作用，我们都愿意相信他所说的。”
在玻尔心中，原子弹已经是一个既成事实，控制这种对人类的威胁需要“一种处理国际关系问题的新方法”。在即将到来的有核时代除非摒弃那种讳莫如深的态度，否则人类将不会有安全可言。玻尔想象的“开放世界”并不是乌托邦式的梦想。这个新世界已经存在于科学界的跨国合作中。从非常现实的角度来说，玻尔认为哥本哈根、卡文迪许和其他一些地方的实验室就是这个新世界的现实模型。只有在以科学价值观为基础的“开放世界”中，才能对核能进行国际管制。对玻尔来说，正是科学探索中的社群文化带来了进步、理性，甚至和平。“知识本身是文明的基础,”他写道，“但是人类知识边界的拓宽给个人和国家带来了更大的责任，因为它可能会影响人类的生活形态。”正因如此，在战后的世界，每个国家都必须确信没有潜在敌人在暗中储备核武器。只有在一个“开放世界”中这才有可能实现。这个世界中，国际核查人员可以自由进入任何军事和工业设施，并能全面掌握最新的科学进展。
最后，玻尔得出结论，只有在原子弹成为现实之前，在战争结束之前，立即邀请苏联参与战后原子能规划，才能建立起这样一个全面的国际管制新体系。玻尔认为，如果能向斯大林通报曼哈顿计划的情况，并保证它不会对苏联构成威胁，那就可以避免战后的核军备竞赛。战时盟国之间就战后国际原子能管制尽早达成协议是避免战后世界核武化的唯一选择。奥本海默也同意这一点，实际上,1943年8月，他就曾因类似观点吓坏了他的安全官员，当时他告诉帕什上校，如果总统想向苏联人通报核弹项目，他会对此“表示支持”。
玻尔对奥本海默的影响显而易见。魏斯科普夫说:“奥本海默很早以前就认识玻尔，他们私人关系非常好。玻尔是真正能与奥本海默讨论这些政治和伦理问题的人，他可能就是从那时(1944 年年初)开始认真思考这些问题的。”

很难说玻尔的思想到底影响了奥本海默多少，但无疑玻尔的想法对奥本海默有重要的影响。另外，关于奥本海默那迷人传奇一生的很多出发点，还是要回到他的幼年和童年去寻找。

五、女性

奥本海默的一生中，除了与原子弹有关的传奇故事，他与很多女性的关系当然也是众人津津乐道的点。影片中对此做了一些描写，不过，当年的那批物理学家中，与女性有关的轶事可不止奥本海默一人。

这些人当中，最常被人拿来津津乐道的就是爱因斯坦了。不过，这里先不提他，我们先来说另一位物理学家薛定谔。

薛定谔最广为人知的就是“薛定谔的猫”思想试验了。不过，他最突出的贡献是发现了薛定谔方程：

• 薛定谔方程

1926年，在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关于单原子理想气体的量子理论和路易·维克多·德布罗意（Louis Victor·Duc de Broglie）的物质波假说的启发下，薛定谔从经典力学和几何光学间的类比，提出了对应于波动光学的波动力学方程，后称薛定谔方程，奠定了波动力学的基础。1926年1—6月，一连发表了四篇论文，题目都是《量子化就是本征值问题》，系统地阐明了波动力学理论，并证明了波动力学与海森伯矩阵力学在数学上是等价的。关于薛定谔的婚姻生活，也有种种传奇性的传闻：

婚姻家庭
埃尔温·薛定谔毕生陷于恋情的漩涡与纠葛中。不计青少年时期的情窦初开和数次情感遭遇，即使在33岁那年成婚后，他仍然是激情充溢，外遇不断，其对象既有已婚的研究助手的妻子，也有年方二八的他曾辅导过数学的女中学生，既有闻名遐迩的演员和艺术家，也有年轻的政府职员，而这种浪漫风流一直持续到年逾花甲，并且有不止一个非婚生的孩子。对于每一段情感履历，他都非常投入，并为此创作了不少缠绵的情诗。但奇怪的是，生活在维也纳和都柏林这样宗教色彩很浓的地方，他竟然能全然不顾忌传统礼数，认为这是他个人的自由，甚至设想过一妻一妾的生活；而同样令人称奇的是，他与其原配安妮的婚姻历经这种种事端，竟然能白头到老，而且安妮还亲自照料了他非婚生孩子的婴儿期。或许这与安妮自己没有孩子不无关系，但即便如此，这种薛定谔式的爱情，这样的家庭关系，与我们头脑中的科学家形象，恐怕还是会有很大反差，相去甚远的。
而最为传奇的，就是助推他写出了著名的薛定谔方程的那位神秘女郎了：
1925年的圣诞节，薛定谔邀请了一位神秘女郎陪他去阿尔卑斯山滑雪度假。正是那个圣诞节之后，他提出了最牛逼的波动方程（薛定谔方程）。
没有人知道这位神秘女郎是谁，但她一定是薛定谔的缪斯，也是量子物理的缪斯，让我们感谢她。

不过，回到奥本海默身上，我们会发现，奥本海默的情路可谓命运多舛。奥本海默自幼与他的母亲埃拉关系紧张，母亲优渥的家庭背景以及她的苛刻、严谨的性格往往对奥本海默形成压力。

14岁时，奥本海默参加了夏令营，而害羞敏感的他经常成为男孩取笑的对象。对此奥本海默只轻描淡写的在给父母的信中写他很高兴来到夏令营，因为其他男孩对他进行了“性启蒙”。不出意外，父母很快赶到夏令营关注了此事。父母走后，奥本海默被当做“告密者”被男孩们实施了报复，他被剥光衣服实施了殴打，并且屁股和下体上被泼了绿油漆，甚至被关在冰窖里一晚。

二十多岁时奥本海默来到欧洲学习物理学。从后来的记录以及朋友的反馈看，奥本海默长时间处于性压抑的状态，并严重影响了他的身心。奥本海默传中这样写道：

奥本海默的某些烦恼显然是源自无法满足的性欲。当然，在 20岁的年纪，他的情况也并非个例。他的朋友们也几乎与异性没有交往。在这些朋友的记忆中，奥本海默那时从来没有与女生约会过。怀曼回忆说，他和奥本海默“过于热爱”学术生活以至于“无顾及异性……我们不断地与自己的思想谈恋爱……但是也许我们缺少一些能让生活更轻松的现实中的感情”。奥本海默显然感受到了内心汹涌的性欲，他在这个时期写作的一些直白的情色诗歌证明了这一点。

这种压抑状态严重影响了他的个人生活，甚至是人际关系。他曾差点将他的朋友扼死：

几次治疗之后，这位医生宣布奥本海默是性挫折引起的“道德危机”。他开的处方是“一个女人”和“一个疗程的刺激性欲的药物”。多年后，弗格森提起当年时说，“他对男欢女爱之事仍无所适从。很快，奥本海默的情绪危机又一次急转直下。当时弗格森和奥本海默一起坐在巴黎酒店的房间里，弗格森感觉到他的朋友又处于“他那种莫名其妙的情绪中”。也许是为了转移他的注意力，弗格森给他看了自己女友弗朗西丝 基利写的诗，然后宣布他已经向基利求婚了，对方也接受了他的求婚。听到这个消息，奥本海默惊愕不已，他突然崩溃了。“就在我弯腰拾起一本书的时候，”弗格森回忆道，“他从背后跳到我身上，拿着捆箱子的皮带勒住我的脖子。有一阵儿我吓坏了。我们肯定闹出了点儿动静。然后我想法把他甩开了，他摔倒在地，哭了起来。
奥本海默可能只是因为嫉妒朋友的恋情而生气。他已经因为女人”失去了一个朋友——弗雷德里克·伯恩海姆;在那种情况下，因同样的原因再失去一个朋友实在令人无法接受。弗格森自己也注意到“奥本海默经常对弗朗西丝。基利怒目而视，那样子实在有些夸张。他要是扮演恐怖情人简直易如反掌，对此我可是深有体会。”

这种情况随着他逐渐成长，以及与女性有正常的交往后得到了缓解。当然，终其一生我们可以说，奥本海默在这个问题上似乎处理的并不是特别好。他在十四岁时的经历，可以部分解释他之后对“告密”这一问题的敏感性。六、数学，以及博学如果将其他人对于奥本海默的印象综合起来，有两点是几乎没有任何异议的，一是几乎所有人都承认他极富个人魅力，“所有人都喜欢他”，二是他那令人惊诧的、时常让人感到压力的博学。对于此，奥本海默传这样说：

他的学生总能感觉到他与大多数物理学家的一个不同之处，那就是他阅读的书籍覆盖面非常广，并不限于自己研究的领域。哈罗德·彻尼斯回忆说:“他读了很多法国诗歌，而且几乎读了所有新出版的作品(小说和诗歌)。”彻尼斯见过他读古希腊诗人的诗歌，也见过他读海明威等当代小说家的作品。他特别喜欢海明威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常升起》。
早在高中时，奥本海默的老就注意到他有一种天赋——用俗易懂的语言解释技术问题。他是名理论研究者，同时又了解实验物理学的进展，他将来自不同研究域的大量信息进行整合，这种能力难得一见。建立世界级的物理学院正好需要这种能言善道的集大成者。有些物理学家曾提议说，奥本海默拥有的知识和资源足以出版一部全面系统的量子物理学“圣经”。1935 年，他手边显然已经积累了足够成书的材料。他的量子力学础课程在学校大受欢迎，他的秘书丽贝卡·扬小姐甚至油印了他的课堂笔记卖给学生，所得款项被作为物理系的零用现金基金。奥本海野的一位同事说:“如果奥比能更进一步把他的讲座和论文汇编在一起，他的著作将成为有史以来最好的量子物理学教科书之一。”
奥本海默学习物理的方法可谓不拘一格，甚至可以说是杂乱无章。他专注于该领域中最有趣、最抽象的问题，而忽略了枯燥的基础知识。多年后，他承认他对自己知识的漏洞感到不安。1963 年，他对奥本海默传的一位位采访者说:“直到今天，我一想到烟圈效应或弹性振动就会恐慌。我对这些一无所知，不过是虚有其表罢了。与此类似，即使在那个时我掌握的数学知识仍非常浅显---我上了李特尔伍德的数论课，嗯，虽然很有收获，但如果要从事物理学专业，这样学习数学显然远远不够。
当英国数学家、哲学家阿尔弗雷德·诺尔司·怀特海来哈佛的时候，只有奥本海默和另外一位本科生有勇气报名参加他的课程，他们刻苦地读完了怀特海和伯特兰·罗素合著的三卷本《数学原理》。奥本海默回忆说:“我度过了一段非常激动人心的时光，和怀特海一起读《数学原理》，因为他已经忘记书中的内容，所以他既是老师又是学生。”尽管有这样的经历，奥本海默仍一直认为他在数学方面有所欠缺。“我没有很深入地学习过。大概我学很多东西都是通过一种并不为人认可的方式，那就是与人交流····-·我本该多学点儿数学。我想我应该会乐在其中，不过我对它漫不经心还因为我缺乏耐心。

细心的观众应该发现，影片中也多次对“数学”这一问题做了多次描写。大家都知道数学是物理的基础，相应的，一个物理学家的成就往往也与他的数学功底息息相关。与很多人以为的不同，大物理学家爱因斯坦的数学功底其实“相当一般”。瑞士数学家马塞尔 格罗斯曼是爱因斯坦上大学时的同学，虽然他一生在学问上并无大的建树，但他却多次“拯救”了爱因斯坦。

1905年那一篇《论运动物体的电动力学》，标志着狭义相对论的诞生。可是，当爱因斯坦把狭义相对论推广到广义相对论的时候，问题就来了。广义相对论的核心思想，是用弯曲的时空去取代引力。平直的时空，还容易计算，但弯曲的时空该怎么算，爱因斯坦这就抓瞎了。当初爱因斯坦在大学时翘课，主要就是翘数学老师闵可夫斯基的课，现在爱因斯坦数学功底不够的毛病，终于暴露出来了。
幸好这时候，已经成为几何学教授的格罗斯曼，第三度出手帮忙。他告诉爱因斯坦，有一门叫做黎曼几何的学问，就是专门研究这个的。爱因斯坦这才恍然大悟，连忙恶补黎曼几何。但是，广义相对论的研究不能耽搁，于是，在广义相对论建立早期，数学部分是由格罗斯曼负责撰写的。格罗斯曼，算得上是广义相对论的创始人之一。

为什么数学如此重要，但数学学得好的又那么凤毛麟角呢？大家知道，现代的大学教育也就几百年的历史，而在人的基础教育中，数学教育是一个成本很高的事儿。近代很多大家都是富裕家庭出身，是因为富裕家庭才有条件聘请高水平的家庭教师，从小对孩子进行教育，因而长大后才能在高深的学术领域做出更大的成就。比如提出“电磁场”概念的法拉第，本身是铁匠家庭出身，家境贫寒，虽然他的物理直觉很好，成为了卓越的实验物理学家，但没有能力在数学上将自己的成果表达出来。而完整的数学表述要到家境优越的麦克斯韦才能完成。另外需要注意的一点是，直到上世纪三十年代，即片中表现的那个年代，欧洲仍然是无可争议的世界学术的中心。因为纳粹对科学家尤其是犹太裔科学家的迫害，以及战火涂炭，世界的学术中心才渐渐向美国转移，而这也是片中重要的时代背景。
补充了这么多资料以后，我们终于可以来说说，诺兰在《奥本海默》这部影片中，真正试图表达些什么。（中）一、黄金时代，New Money，Old money奥本海默虽然家境富裕，但他也只能算是当时的“富二代”。他的父亲在十九世纪末从德国来到美国，开始了自己的致富之旅。这是美国历史上大基建蓬勃发展的时代，也是美剧《镀金时代》反映的年代。

所以，奥本海默的家族可谓是现实版的“美国梦”的模板。而对他们的欧洲移民身份和犹太裔背景，反而有复杂难解的情感。奥本海默传中这样说：

他们在努力融入美国社会。无论从民族身份还是文化归属上，生活在纽约的奥本海默一家都算是犹太人，但是他们又不去当地的犹太教堂。他们并不排斥自己的犹太人身份，只是选择了一个独特的美国犹太教派，他们认同的这个犹太教派被称为伦理文化协会，它推崇理性主义和一种进步的世俗人文主义。与此同时，它也是解决美国移民信仰困境的一种新方式，但是对罗伯特·奥本海默来说，这反而加剧了他对自己犹太人身份持续终生的矛盾心理。

这也不难让人理解，为何在遭到质疑时，奥本海默仍然说：“该死的是我偏偏爱着这个国家。”奥本海默的母亲埃拉 弗里德曼也是名门之后，对他的教育素来严格。同时，母亲对奥本海默和父亲的犹太商人圈子的人在一起很排斥，这也深刻影响了奥本海默。奥本海默幼年就读的“工人学校”是由犹太人组织“伦理文化协会”创立的，倡导开明进步的价值观：

1911 年罗伯特·奥本海默入学时，该学校只有大约 10% 的学生来自工人家庭。不过，该校仍保留了倡导自由主义和社会责任感的价值观。那些来自伦理文化协会富裕的赞助人家庭的孩子从小就被灌输了这样一种观念:他们在为改变世界做准备，他们是传播现代伦理文化福音的先锋。奥本海默就是其中的一位明星学生。
毋庸置疑，奥本海默成年后对政治的敏感源于阿德勒在这所了不起的学校中推行的进步主义教育。在他成长和受教育的过程中，奥本海默身边的男男女女都把自己视为世界进步的推动者。从 19 世纪末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这些年中，伦理文化协会的成员在种族关系、劳工权利、公民自由和环境保护等敏感政治议题上都充当了变革的推动者。例如，1909 年，亨利·莫斯科维茨博士、约翰·洛夫乔伊。埃利奥特、安娜·加林·斯潘塞和威廉·索尔特等著名的伦理文化协会成员帮助建立了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莫斯科维茨博士在1910一1915 年发生的制衣工人罢工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他协会成员还帮助建立了国家公民自由局，它是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前身。尽管他们不谈阶级斗争，但是协会成员都是务实的激进分子，致力于在社会变革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他们认为，更美好的世界需要艰苦奋斗、坚持不懈和政治上的组织。1921 年，奥本海默从伦理文化学校的高中毕业，阿德勒敦促他的学生发展自己的“伦理想象力”，看到“事物可能成为的样子，而非它们现在的样子”。

成年后奥本海默结交朋友的范围也极为广泛，如他的一生挚友凯瑟琳 查维斯 佩奇即是贵族出身。

离开阿尔伯克基后，史密斯带着奥本海默和他的两个朋友霍根与弗格森一起到了一个叫“洛斯皮诺斯”的度假牧场，这里位于圣菲东北25 英里处，这个牧场由 28 岁的凯瑟琳·查维斯·佩奇经营。这位迷人又傲慢的年轻女子将成为奥本海默一生的朋友。但是，奥本海默最初对新婚的凯瑟琳产生过一种强烈的迷恋之情。一年前，在她病人膏育，几乎奄奄一息之际，她嫁给了英裔白人温思罗普·佩奇，这个男人和她父亲同龄。然后她竟然活了下来。佩奇是芝加哥的一名商人，他很少待在这里。
查维斯家族是西班牙西南部一个历史悠久的贵族。凯瑟琳的父亲唐·阿马多·查维斯在考尔斯村附近建造了这座漂亮的牧场别墅，从这里可以看到佩科斯河的壮观景色，向北能看到白雪皓皑的桑格雷 -德克里斯托山脉。凯瑟琳就像这块领地的“郡主”，而让奥本海默喜出望外的是，他发现自己是她“最垂青”的侍臣。弗格森说，她成了“他非常要好的朋友”。他总是给她送花，而且一见到她就极尽奉承”。

而奥本海默后来的夫人凯蒂也有货真价实的贵族血统：

如果说琼看起来像一位爱尔兰公主，那么姬蒂（凯蒂）则自称是货真价实的公主，只不过她来自德国皇室。罗伯特·瑟伯尔回忆说:“姬蒂母亲的家族与欧洲所有的王室都有亲戚关系，当她还是小姑娘的时候，她常常在暑期去拜访她的舅舅一一比利时国王。”1910年8月 8 日，姬蒂出生在今德国北莱茵 - 威斯特法伦州一个叫雷克灵豪森的小镇。两年后，她到了美国，当时她的父母--31 岁的弗朗茨·普宁和 30 岁的克特·菲塞林·普宁移民到了宾夕法尼亚州的匹兹堡。弗朗茨·普宁是一位冶金工程师，他在一家钢铁公司找到了一份工程师的工作。
作为独生女，姬蒂的童年时期过着优渥的生活，她在匹兹堡郊区富裕的阿斯平沃尔长大。她后来告诉朋友，她的父亲是“威斯特法伦一个小公国的王子”，她的母亲与维多利亚女王有亲戚关系。她的外祖父博德温·菲塞林是汉诺威王室土地的承租人，也是汉诺威市议会的议员。从 11 世纪十字军东征时开始，她的外祖母约翰娜·布洛奈的祖辈就一直是萨伏依王朝的王室封臣，萨伏依家族是欧洲历史最悠久的家族之一。布洛奈家族在位于今意大利、瑞士和法国等地的萨伏伊公国担任过行政长官和宫廷顾问，还拥有日内瓦湖南边一处壮丽的城堡。

可以说，奥本海默的人生既是当时方兴未艾的黄金时代的“美国梦”的代表，也一直与贵族人士、贵族文化发生着关系。这种多元文化的生活背景贯穿了他的一生。二、左翼如果说贵族文化和资本主义进步论穿插交织了奥本海默的一生的话，那么共产主义思想和左翼文化可谓“包围了”他的生活，不仅他个人一度是共产主义和左翼的同情者，他的伴侣凯蒂，情人琼 塔特洛克、弟弟弗兰克以及弟媳、好朋友希瓦利埃等几乎都是或曾经是共产党员。奥本海默传中这样说道：

毫无疑问，奥本海默周围的亲戚、朋友和同事中有一些人曾是共产党员。作为一名左翼新政支持者，他向共产党倡导的事业捐助可观的款项，但是他一直坚称自己从来就不是正式党员。相反，他自己和共产党的关系“非常紧密，也非常短暂”，他指的是西班牙内战时期，但是在那之后，他仍在参加有交纳党费的正式党员参加的会议，他们在一起讨论时事。共产党鼓励举办这样的会议，他们专门吸纳像奥本海默这样的自由知识分子，这些会议也不强调党员身份的丽制。由于奥本海默从未成为正式党员，这让他可以随意定义自己与共产党的关系。有那么一段时间，他甚至可能认为自己是一名编外同志。而且，在后来的岁月里，他尽量减少了与共产党的联系。坦率地说，任何想给罗伯特·奥本海默贴上共产党员标签的企图都是徒劳的，这也是联邦调查局从多年的失败中得出的教训。
事实上，奥本海默与共产党人的联系是一件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的事，无论是他的同情心还是社会地位都在推动他接近共产党人。（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一些知识分子以在聚会上谈论社会主义来表达自己的向往，表现自己的时婚，因为“红”得不够彻底，也缺乏实际行动，被人讥讽为“客厅里的粉红分子”。一一译者注）
20年代末，作为加州大学教授，奥本海默生活在一个充满政治气息的环境中。在这些圈子里进进出出的奥本海默给许多共产党员朋友留下的印象是:他是他们中的一员。一方面是因为奥本海默希望博得周围人的喜爱，另一方面是他确实信奉共产党支持并为之奋斗的社会正义事业。至于他周围的人怎么想，那是他们的事情。所以有些共产党员认定奥本海默就是党内同志也不足为奇。所以，当联邦调查局听到这些人谈论奥本海默时，他们偶尔会听见那些毫无戒备的共产党员说起奥本海默就像在说自己人。不过，在联邦调查局的其他窃听记录中，还有共产党员抱怨奥本海默态度冷谈、不大可靠。最重要的是，没有证据表明他曾服从过共产党的组织纪律。虽然他个人非常认同共产党的许多纲领，但是的确有不同意见的时候，他也从不屈就自己的观点来顺从共产党的路线。值得注意的是，他对苏维埃政权的极权主义本质表达过自己的疑虑，他还曾公开表示饮佩富兰克林·罗斯福并为他的新政辩护。奥本海默是共产党主导的各种人民阵线组织的成员，也是坚定的公民自由主义者和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重要成员。简而言之。他是一个典型的同情共产党并支持新政的进步人士，他钦佩共产党在欧洲反对法西斯主义，在国内捍卫劳工权利。他愿意与共产党员一起为这些目标努力，这既不令人意外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因此，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那样的背景下，像“曼哈顿计划”这样巨大的工程，几乎不可能完全抛离“共产分子”的影响。前面关于格罗夫斯筹建洛斯阿拉莫斯基地的描写已经说明了这一点。另外，关于片中多次提到的科学家与左翼思想的关系问题，格罗夫斯不仅需要处理科学家与似乎无处不在的“美共分子”的关系，还需要处理与工人和工会之间的关系。在制造核材料的橡树岭工厂，格罗夫斯就遇到了与工会打交道的问题：

在与组织橡树岭动力厂工人有关的活动中，我特别为一位青年工会领袖所感动。我们不能允许或考虑任何生产铀-235 的工厂的操作工人加入工会，如果我们允许他们加入工会，那么我们就不能完全控制这些人，而且我们也不能像工会代表那样对这些人有全面而详细的了解。同时，我们也不允许工人们在工会集会时相互讨论。很明显，我们不可能派遣保安官员去监视他们的集会，因此有些情报不可避免地会泄露给各工会的国际协会。
当这项组织工作在橡树岭开始时许多工人已经是工会会员，不过没有什么活动。如果在动力厂组织起工会来，则在即将投入生产的全部气体扩散工厂中必定会引起加入工会的严重倾向和可疑的骚动。自然，为了任何理由而进行罢工更是不成问题的。为了避免产生任何困难，我请求帕特森给予帮助，我们在白宫举行了一次会议，请当时任总统行政助理的詹姆斯F贝满斯和这次工会的组织者弗勒德·贝勒参加。贝勒注意地听取了工会何以有害于我们所做的工作的理由。然后他同我关于此项工作的重要性。我说出了我的一些看法，帕特森又立刻做了补充。贝勒于是说：“如果我们现在不组织，那就永远不能组织了。因为在战后一定会有全厂性的选举，作为一个行业工会，我们定会被压倒。”
我回答说，我料想战后保安工作的重要性会减小，那时无疑会有如他所说的全厂性的选举。
贝勒对我说：“将军，鉴于你所告诉我的关于这项工作的重要性，以及你所说的任何组织工会的尝试都会对国家的利益有害的看法，我愿向你保证，我们决不去组织这些工人，并对已在这方面开展的任何工作加以劝阻。我们会这样做，因为我们完全认识到，这意味着这些工人终归不会属于我们工会的，”
在汉福特我们发生了一次持久的劳工困难事件。我们不能从管道安装工那里得到我们认为适当的产量。向当地工会职员请求纠正这种事态的努力没有生效。事情变得如此严重，以至于杜邦公司的 G.M.里德和我去找在芝加哥的M.P.德金先生商量。德金那时是国际工会的领导人，后来任劳工部长。在这次会见中，我把汉福特对战争的巨大重要性告诉他，并着重指出它的完成每迟延一天，就可能意味着数以千百计的美国人的伤亡。我们请他帮忙，使这些工人增加生产，并为我们招聘更多的工人。他对我们的请求似乎全不感兴趣。因此这次会商并不成功。
后来，当人员的需要情况十分紧张时，我们却不能找到足够的管道安装工来维持我们预定的程序。调查表明，在美国简直没有足够的管道安装工能满足这项要求。我们采取的解决办法是,到一大批被征调编入陆军的全是工会会员的管道安装工人。在他们愿意作为民事人员，并按着现行工资标准接受汉福特的雇用条件下，我们给予这些人以休假的机会。
当他们到厂时，被另编为一组，因而他们的生产量不会因任何工会职员或原有技工的压力而降下来。与同样的工作进行直接比较，他们要比其他工人多生产大约 20%。他们受到减低速度的压力，但他们拒绝了。一种典型的反应是：“我现在的工作不像在军队里那样重，也没有人对我射击，我现在得到的工资很多，而且更重要的是，我有很多朋友在我的原单位中，我希望能看到他们活着回来。”过了些时候,其他工人显然因为羞愧而努力工作了结果他们的产量上升约 10%。
FC克里当在1944 年担任橡树岭的史东-威伯期特公司总经理后不久，他告诉我，他想召集一个包括他的公司全体管理人员、工长、甚至工长助手在内的特别会议，并请我讲话。他觉得，这可能会激励士气，从而提高建筑工作效率。
克里当不是一个被人们指望为赞成这类呼吁的人。同我一样，在他看来，这些呼吁只会使人困惑，而且通常似乎都是白费时间的。而这次，他想是会有帮助的，我觉得这是个机会，也许是有可能的，于是我就同意这样做。
在我另一次到橡树岭时，我对大约 2000 名职工讲了五至十分钟的话。当我被介绍时，只说我是陆军部负责这项工作的将军，而没有提到我的姓名。这样做的原因是避免对我个人引起注意，也是我们整个事业的政策，直到保安上不再需要时为止。(我的妻子有一次曾说过，我无疑是美国军事历史上首屈一指的匿名少将。我尽可能简单地告诉听众，作为负责官员，我可以从职务上和个人角度上肯定地说,他们的工作对战争的结局是极端重要的;我的看法乃是参谋长马歇尔将军，陆军部长史汀生和总统罗斯福的看法的真实反映。我还说，他们自己可以以我们所作的艰苦的努力中，从我们在财力和人力方面发生巨大消耗的情况和从我们得到极端缺乏的材料的能力中,看出他们的工作是如何的重要。我没有说出我们目前所做的是什么工作，也没说出我们这项工作的成功将会很有可能结束战争的希望。我没有使用华丽的词句，我原不善于此，而且这不一定会使听众喜欢。
克里当估计，在这次会议以后，他的建筑工作效率将会提高15%至20%。我对此从未十分相信过，但进度报表却写着增加10%以上，这真出乎我的意料之外。说实在的，我对任何改进都感到愉快。依我看，这次讲话不管有多大的效果，都应当认为是克里当，一个有经验的建筑工作领导人，了解工人的情绪和知道如何去改善它的结果。

这样的描写不由得让人想到电影《美国工厂》。无可争议的是，奥本海默确实很长一段时间是左翼力量的同情者，但他也确实并非共产党员。后来他也表示自己已经不再对共产主义和苏联有“好感”。三、影响不过，奥本海默后来矢志不渝推动控核方案，固然与他曾经的左翼倾向并非无关，但也并不是当时任何思想的简单复刻。这是奥本海默一生复杂思想和情感的综合表达，并非简单地受某一方面的影响。那句通俗的话“人会把出生时的所有一切当做习以为常的”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奥本海默。他出生的那个年代，正是一个飞速变动的年代，旧的贵族体系和秩序摇摇欲坠却还未崩塌， 野心勃勃的资本和市民阶层正蓬蓬勃勃地奋斗在成功之路上。而接受了部分的贵族式教育的奥本海默，既有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心态，也有追求平等自由的现代理念，而这些观念共同影响着奥本海默的思考和行为。正如影片中表现的，他在原子弹爆炸后，心情沉重地在杜鲁门面前忏悔说：我觉得我的手上沾满了鲜血。没想到杜鲁门不屑地说：你只是造了个炸弹，但炸弹是我投的。在杜鲁门这样的政治家/政客眼中，像奥本海默这样的知识分子就应该专注于专业问题，而不要“跨界”到其他领域，尤其是公共政治领域来，那是政治家的活儿。奥本海默传中这样说：

尽管奥本海默不愿公开参与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对艾森豪威尔政府核政策的激烈争论，但他在文化和科学问题上仍然畅所欲言。就在安全听证会结束一年后，他出版了一本文集，书名为《开放的思想》,其中收录了自 1946 年以来他的8 场演讲的演讲稿，内容都是关于核武器、科学和战后文化之间的关系。该书由西蒙与舒斯特公司出版后引起了广泛关注，这本书将他塑造成了一位现代预言家，以及一位对科学在现代社会中角色进行思考的深思熟虑又高深测的哲学家。在这些文章中，他呼吁“开放的思想”是开放的社会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他提出了“尽量减少保密”的理由，他说:“我们知道且一次又一次认识到，这个国家不可能通过高压政策真正或持久地实现外交政策的目标。”有些人认为强大的、拥有核武器的美国可以采取单边行动，奥本海默对这些人进行了含蓄的谴责，他语气严肃地说:“如何正确对待那些尚不明了、难以估量和仍未知晓的事物，这个问题并非政治所独有。在科学领域中、在最琐碎的个人事务里，它始终与我们同在，它也是写作和各种艺术形式中最大的问题之一。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有时被称为风格(style)。正是风格让我们在断言时认清局限,保持谦卑;正是风格让我们得以有效行动，而不至于走向极端;在外交政策上，正是风格让我们在追求重要目标时可以兼顾持不同意见者的看法、感受和愿望;正是风格让我们在行动中对不确定保持敬畏。最重要的是，正是风格让力量服从于理智。”

无论奥本海默的个人愿望和抱负如何，他必须承认，那个知识分子一言九鼎掷地有声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世界是由政治家、专家和各式各样的经济体决定的，作为一个有古典精神的知识分子，奥本海默只能接受这一点。另一方面，无论我们对电影的剧情，以及电影依据的原著传记有多少了解，有一点都是确定的，这些都是我们了解奥本海默这个人的渠道，但它们都并不代表奥本海默本身。理解一个真实存在的人是很困难的，尤其是有着如此复杂和传奇性人生的一个人。正如影评家周黎明所说：

#电影奥本海默# 有着非常密集的台词和戏剧信息，然而它的影像化程度极高，节奏一点不拖沓。诺兰真的是为大银幕而生，这是一部百分之百的电影。
每个环节都挑不出毛病，每个处理都散发出天才气息。
然而……
影片对于主角的塑造却给我留下一种蜻蜓点水的印象。之前我对奥本海默这个人物所知不多，看完影片，发现我完全未能窥见他的灵魂（即便这个灵魂是编导的解读甚至虚构）。演员非常出色，他有很多沉思的镜头，但如同他周围的同事，三小时相处下来，他依然是个迷，甚至变成一个更大的迷。
前几天李安在威尼斯给梁朝伟颁奖时，夸他“靠一个眼神，胜过某些演员的一段独白”。细想起来，《花样年华》可以做到无言胜过千言，而看《奥本海默》时我好想听主角来一大段内心独白。
诚然，电影不像舞台剧，不适合大段独白，但至少得用某种方式让我们一瞥他的内心吧。
作为导演的诺兰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但作为编剧的诺兰，我不得不承认，给我留下了一丝遗憾。
而这种遗憾在他很多作品里都有。

事实上，为了塑造一个鲜明的“奥本海默”形象，电影已经做了很多处理，比如用黑白和彩色两种方式来表达不同的视角，以及将影片的另一主角施特劳斯完全作为“反派”，规避了历史上非常复杂的关于奥本海默的相关争议和谜团。这种鲜明的“二元对立”是典型的商业手法，因此《奥本海默》仍然是一部纯粹的商业片，正如诺兰的其他电影一样。但我们显然不能满足于此，我们需要更深入的思考本片与诺兰其他电影的关系，以及电影真正的内涵和意义。（下）一、历史我们知道，诺兰真正的名声大噪是缘于他拍摄的《蝙蝠侠2：黑暗骑士》。这部电影不仅一度是他的生涯最佳电影（IMDB最高排名第一），并且在商业和艺术上都达到了至高境界，使他真正成为世界级的大导。

在《黑暗骑士》之后，诺兰事实上已经获得了“行业自由”，无论他想拍什么影片，都有无数的制片大厂递上支票簿。

“《黑暗骑士》改变了很多事，但最立竿见影、非同寻常的就是，它让我能随心所欲地拍下一部电影了。尽管没人明说，但你骨子里知道就是这么回事。就像大家常说的，我这会儿可以撕掉电话簿了。但最重要的是，这让我体会到一种巨大的责任感，因为那一刻我很清楚，面前唯一实实在在的难关,就是把下一部电影拍出来，希望它获得成功。从创作层面而言，制片厂的人会放手让我做任何我想做的事了，因而责任全落到了我自己身上。在那之前，无论做什么都需要斗争或挣扎一番，连用的每件家具都要给出理由。拍电影的时候，真的会有人问'你为什么要用那把椅子?’这类问题。我一路都是这样拍片的。然后，我突然意识到:很好，现在我有最终拍板权了。从很多方面来说，我获得了自由，但同时也感到恐怖，因为你知道每个电影导演都会不惜代价来获得这种自由。“《诺兰变奏曲》

而诺兰的表现也没有让大家失望：《盗梦空间》《星际穿越》《敦刻尔克》……一部部力作基本都是叫好叫座，诺兰可谓斯皮尔伯格之后能在市场和专业领域同时获得殊荣的为数不多的导演之一。

因为诺兰的成就太过炫目，影迷们往往也有了一种“诺兰出品，必属精品”的心态，哪怕片子有些难懂，哪怕一时的票房没有那么出彩，影迷们也还是有耐心等口碑慢慢发酵，相信诺兰的水平不会掉线。这种情况到了《信条》出现了一个难得的波动。《信条》不仅创下了诺兰影片生涯的票房和口碑新低，关键是，这次影迷普遍认为是诺兰“玩砸了”，“不明也不觉厉”。

诺兰为什么会拍出《信条》这样的“滑铁卢”，以及他为何随后又拍了《奥本海默》这样一部题材非常“正常”的人物传记片？这是非常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首先我提出个人的看法，我不太相信诺兰是因为在《信条》片场帕丁森给了他一部奥本海默演讲集让他有了拍摄本片的想法。我认为他的想法早已有之。佐证之一来自诺兰曾说，对于他这一代人来说，核恐怖和核战争的阴云始终笼罩在上空，而他的儿子却对此事毫无感觉，这是他的创作动机之一。在《奥本海默》制作花絮中，诺兰的妻子，也是制作人艾玛这样说：

艾玛也说道：

另一条线索则要到诺兰的作品中去寻找。在早期的作品《追随》、《记忆碎片》中，诺兰早已表现出了高超的叙事能力。所以，“讲一个好看的故事”在诺兰来说从来不是难事。二、成长要探寻诺兰谜题的答案，还是得到他的成长经历里去寻找。去年出版的、由英国影评人汤姆·肖恩撰写的他与诺兰的对谈录《诺兰变奏曲》，忠实记录了肖恩与诺兰长达二十多年的关于艺术、人生以及世界的交流，内容十分丰富。这也可算得上一本诺兰亲自认定的“传记”。

《诺兰变奏曲》中这样写道：

"我们家每个人都热爱飞机，热爱旅行,”诺兰说，“飞行在我的成长经历中一直占有很大比重。我们总是飞来飞去。我母亲在美联航当了好多年空乘，所以我能拿到免费的机票，排候补机位那种，想去哪里都可以登机，说走就走;我爸则因为公务经常出差。我爸早年为几家大广告公司工作，他担任商业广告的创意总监，20世纪60年代时在洛杉矶待了些时日。他们派他搭飞机去那儿，一次拍5支广告。之后他自己开了一家市场咨询公司，一做就是20年。”
诺兰的父亲出于工作原因，在非洲和东南亚地区逗留了很长时间，之后总会带看礼物和当地见闻回到家中……布伦丹在芝加哥工作时认识了他们的母亲克里斯蒂娜(Christina Jensen)，她曾是美联航的空乘。由于结婚而被迫离职，因为 60年代的航空公司要求女空乘必须是单身。尽管最后集体诉讼帮她赢回了工作。但彼时的她已经开启了一份新的事业——教英语，并已小有成就。在诺兰的童年时期，他的父母花了很多时间决定究竟在哪里定属，伦敦还是芝加哥，他们偶尔去俄交俄州拜访外婆，诺兰记得他在那里观看了乔治·卢卡斯执导的《星球大战》(Star Wars，1977)。那年他7岁。
1978 年夏天，诺兰和家人一起搬到芝加哥，为了和母亲克里斯蒂娜这边的亲属离得更近一些。起初，这只是个为期一年的计划，但是一年变成三年一家人在芝加哥北岸富庶又郁郁葱葱的埃文斯顿(Evanston)郊区安家落户。这里坐落着仿都铎式砖砌豪宅。
诺兰8岁的时候，父亲把自己的超8摄影机拿给他玩。摄影机很基础，小胶片盒足以拍摄两分半的影像，不过不能录音，但它为诺兰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诺兰在学校读三年级时交了新朋友--阿德里安・贝利奇(Adrian Belic)和罗科·贝利奇(Roko Belic)两兄弟，他们是捷克和南斯拉夫移民之子，后来在各自的纪录片事业上颇有建树。他们三人一起，在诺兰父母家的地下室里，自制了一系列太空史诗片，用原始的定格技术让诺兰的动作兵人玩偶和《星球大战》手办动起来。
由于诺兰他家在大西洋两岸搬来搬去，电影就成了他一直以来的归宿。1981 年，在诺兰11 岁时，他们搬回了英格兰，布伦丹希望儿子们在此按受和自己一样的天主教预备教育。布伦丹的父亲是兰开斯特(Lancaster)轰炸机的飞行员，卒于战时;因此寄宿学校的规训便成了天赐福音。诺兰进入了巴罗希尔斯(Barrow Hills)学校就读，那是位于萨里郡韦布里奇市(Weybridge)的一所天主教预备学校(prep school)，由圣约瑟会(Josephile)的神父主办。诺兰说:“学校灌输了很多天主教教义。”圣约瑟会是罗马天主教会的兄弟会，兴办了一系列神学院和寄宿学校，最远的开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巴罗希尔斯学校的建筑是爱德华时代的庄园宅邸，拥有男爵风格(Scottish Baronial)的三角形屋顶。
这在当时是一所阴郁又严酷的院校，老师们仍在追忆二战中的服役时光，就连熄灯后聊天这种微小的过错，都会让学生们挨两下藤条的鞭打，学校的伙食大多难以下咽，学主们经常饿肚子，全靠小卖部过活。诺兰说:“那时候，我们是一帮小孩，而老师们是敌人。他们想让你严肃对待学业、全心祈祷，你则会本能地反抗，而非动过脑子才要去反抗。但我成长自70年代，那时候科学正在取代宗教，没有人会质疑这点，当然，现在我不知道还是不是这样，情况似乎有了某些变化。”
在巴罗希尔斯学校待了3年之后，诺兰进入黑利伯里与帝国公职学院(Haileybury and Imperial Service College )，这是一所位于 M25 伦敦环路北侧的寄宿学校。该校最初成立于1862年，旨在培训出一批帝国子弟赴印度担任公职，到了20世纪80年代早期，黑利伯里学院就有种为已然不复存在的帝国而运行的感觉了。冬天里，乌拉尔地区吹来的凛冽寒风刮过广袤的校园，校园里坐落着里星点点的战争纪念碑，悼念在布尔战争(Boer War)中牺牲，或者荣获维多利亚十字勋章的英勇校友们，并向当下那些出身于北伦敦中产阶级郊区的孩子传投这种维多利亚时代的美德--颇富男子气概的自我牺往精神。
诺兰说:“我认为麦卡锡的话里有一丝狡黠的幽默。我记得斯蒂芬 弗莱(Stephen Fry)在一次采访中被问及自己的坐牢经历，他说:“哦。我可上过寄宿学校，监狱还没那么糟。 我的经历有所不同。我在寄宿学校过得很开心，但我也意识到很多人并不享受寄宿生活，所以我想这里面有某种让人又爱又恨的矛盾特质。在这里，你所获得的极大独立感和艰苦受限的环境之间，诚然有着一种奇怪的张力。你远离家人，与世隔绝，也有点孤立无援，然而一切都可以自己做主。这是一种别样的自由。我一直把寄宿学校比作达尔文主义的环境，浮沉全凭自己。黑利伯里非军事化，学校和学生都在自我管制，第六学级(sixth form)的学生担当级长，管理年龄的男孩们。这里施行的是一套非常老派的等级制度，至少我就读时是这样的。你要么适应规则，要么厌恶至极。我在同龄人中体格较大，英式微榄球打得不错，如果你英式橄榄球打得不错，你就不会混得很差。”
学校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受时间限制，每天的每一分钟都严格遵循着时间表。
宿舍里，男孩们吃住都在同一屋檐下，屋里从来不会少于50个人，他们还不断面临着有人向舍监打小报告的威胁。在这样的环境中，诺兰那想象性的漫游、不仅代表着一种即时又易于反复实现的逃避之道，更构成了一次次彰显自我主权的胜利，这胜利微小但至关重要。“这是一个封闭世界中的封团社群，” 如罗兹-詹姆斯所言，这所学校是个自成一体的世界，是社会的缩影。其任务一度是为帝国输送政府公职人才。校门在冬季是晚6点关闭。夏季则是晚7点。为期3个月的学期中，学生们很可能从未踏出过校园一步。级长们主管纪律，他们是由舍监挑选出来的高年级男孩，以充当其耳目。对于踩草坪这种轻微违规行为，他们有权力当场给予处罚，罚你捡垃圾、体力操练或者“抄日期”等。“抄日期”就是让你写出英国历史上的重要日期，如黑斯延斯战役(Battle of Hastings),《大宪章》(Magna Cara)“等，把它们抄上3遍、5遍、10遍。那些不配合学校繁复规则和准军事化纪律的人很快就垮了。诺兰的同龄人多姆、乔利(Dom Joly)说:“这地方简直透了:每个人都欺负人。”
“这些事关制度以及你如何适应制度,”诺兰在谈及其学校教育时说。“那种氛围和那种感受，融入了我的血液，我们唱着《耶路微冷》('Jerusalem')，你知道吗?就像《黑火战车》里那样。12 岁时我看了《烈火战车》,那时我都知自己要去黑利伯里读书、即将吸纳英国制度的神话、大英帝国的伟大，等等--你懂的，就是那一套。说来也巧，几年前我回头重看《烈火战车》，还放给我的孩子们看，我发现它其实是一部极具颠覆性的电影、剧本不是由什么伊顿公学的校友写的。导演倒是伊顿公学毕业的，但编剧不是。它非常反制度，十分激进。《黑暗骑士》正是如此。我认为我成长的经历、认可的制度、老派的教育，对我如何在好莱坞政治场中蹚出一条路，都起到了很大作用。因为这就是你在寄宿学校学到的东西——面对一套你天然反叛却很大作用无法顽抗的制度，怎样把握和它的关系。许多电影人努力与其抗争，或者抗争得并不够，你要随时摸清体制的边界在哪里。适应游戏规则，但不要随波逐流，对我而言。这些就是我从寄宿学校经历中得来的教益。
这有点像弗雷德·阿斯泰尔(Fred Astaire)所说的，他从百老汇唯一学到的就是律动感，结构是诺兰电影矢志不渝的执迷，他唯一真正纵情挥洒的趣味：建筑结构、叙事结构、时间结构、音乐结构。甚至心理学在诺兰的电影中，都具有一种结构性的功能，他的角色们分身有术，就像艾舍尔版画那样密铺镶嵌。如诺兰所言，身在寄宿学校，仍有屈从和反叛之外的第三种选择，公开的反叛只会被迅速地打压。
诺兰在校的最后两年，他的家人们搬回了芝加哥，把他留在英格兰完成高级证书考试。两边相隔3,945 英里(约6,349 千米 )，有6个小时的时差。随着与家人空间距离的拉大，时间膨胀的感觉也越发强烈了，
“我喜欢待在英格兰，我爱打英式橄榄球，我喜欢它和美国不同的地方在两边来回奔波和转换节奏，对我来说是件乐事。不过等我回家的时候，适应起来会有点困难。回家让我感到高兴，可以和旧友们再续前谊，但学校里的朋友们都散落在世界各地，每个人都有了新的生活。”对于家人而言也是如此，诺兰面临着寄宿生常有的问题:当他们和家人聊起近况时，发现家里发生的新事中，已经没有了自己的位置。对诺兰来说，与家人分隔两地加剧了这些问题。他弟弟乔纳在美国高中体系下完成了教育，变得更加美国化;而诺兰则在两个国家之间来回奔走，有一段时间，他不确定究竟哪个国家才是自己真正的家。“大家见到我们哥儿俩，常常会惊讶于乔纳的口音完全是美式的，而我则不是。这是你从小就得搞清楚的事情。你必须做出决定:我这辈子究竟该用哪种口音说话?身在两个国家和两种文化之中，我认为最后自然而然地就会对此有所自觉。是会有一定的困惑迷茫。有时候我感觉，对于两片土地而言，我都有点像个局外人。在这段漂泊感最强的时期，许多关键性的影响汇集到诺兰身上，每一个都以心理裂痕为中心，转向结构裂痕，并探索着两者之间如何实现互相替换。
诺兰说:“如果你要考察出现在我生命中的建筑，没有别的比得上它。我十六七岁时放假回家，会搭火车到芝加哥市中心，然后登上西尔斯大厦的 110 层拍照片。这座建筑和这个城市的氛围都令我惊叹。我对美国的都市体验这方面非常非常感兴趣，建筑方面也是美妙绝伦。美国对我而言不是象征意义上的存在，我们一起成长，它一直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诺兰描述的这种感受——由于成长过程中辗转各地而产生的空间疏离感，让他永远能够以一种陌生人的视角来看待世界——他会一次次在电影中重现这种疏离感。如果你在脑海中也能运用这种类似的双重焦点，同时观看这两座建筑--诺兰在黑利伯里的宿舍与芝加哥的西尔斯大厦，全景监狱与摩天大楼，禁闭与解放，疏离与归乡——将两者的影像重叠并置，将所有的矛盾之处都带上，你就非常接近诺兰世界中那不可能实现的视角了。在其思想、性格的形成期，诺兰基本上是在 19 世纪英国和 20 世纪美国的景观之间穿梭。他的电影也是如此，运用早期工业化的幽暗譬喻，绘制出信息时代无穷无尽的迷宫:替身和分身、监狱和谜题、隐秘的自我和愧疚的心灵。
诺兰说:“我是两种文化的产物，我在两个地方长大，我认为这会让自己对'家'的概念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因为它未必像地理概念那么简单了!
半是美国人、半是英国人，衣冠楚楚，坚持己见却不刚愎自用--诺兰给人的印象，明显比他在 UCL的许多同龄人更成熟。UCL 是一所伦敦的“全球化大学”，繁华的大都会式校园坐落在布卢姆斯伯里区的中心地带，很受海外学生的欢迎。诺兰早早就适应了远离家人的痛苦。
诺兰第一次看到钱德勒的名字，是在希区柯克《火车长客》(Strangers on a Train，1951)的演职员表中”，然后他在大二的“现代文学(二)”课程中研究了这位作家。大学期间和毕业之后，诺兰几乎不间断地反复阅读钱德勒的作品，其前三部长片《追随》《记忆碎片》和《失眠症》埋下了种子和博尔赫斯一样，钱德勒的成长经历也与诺兰本人有着不可思议的相似之处。钱德勒于 1888 年出生于芝加哥，母亲是盎格鲁-爱尔兰人。父亲是美国人，他的童年在芝加哥和伦敦两地度过。他就读于与伦敦皮卡迪利广场(Piccadilly Circus)相距6英里(约8千米)的公学--达利奇学院(Dulwich College )。作为一名走读生，他在这里学习各种经典，如奥维德(Ovid)、埃斯库罗斯(Aeschylus)和修昔底德(Thucydides)的著作。他身穿伊顿领衬衫和黑外套，将自己打扮成英国公学生的形象。当钱德勒再次出现在美国同胞面前时，他觉得:“我不是他们的一分子，我甚至不会说他们的语言。我其实是一个无国之人。”回到洛杉矶后，他开始为廉价杂志写故事，借助“老古板”马洛那厌倦世事的视角，探索这座闪闪发光又污秽不堪的城市，观察充斥着皮条客和风流种、多疑的百万富翁和混蛋警察的世界。“马洛”的名字取自钱德勒在达利奇时的宿舍名称。这个人物永远不合时宜、不得其所，驱使其行为的却是一套在校生的准则:嘴巴要严:防恶安良;和警察合作，但因为体制已受人操控，所以必要时可以违法:最重要的是，与人保持距离、因为没有人值得信任。
诺兰说:“我认为大多数人只要你开口问，他们都会觉得自己在某种程度上是个局外人。当你持有双重国籍时，你显然就处在这样的位置上，因而我很能理解钱德勒那种无国之感--他对此持有相当负面的态度，我年轻时也是如此。打那之后，我开始能够让两部分的自我和平共处:但在我还年轻的时候，经常会从局外的角度看待一切，那是一种非常黑色电影的视点…阅读钱德勒让我有很大提升。钱德勒的天才之处在于营造亲密感，让你感觉非常非常贴近角色，你对他们的个人习惯、饮食口味和衣着品味都一清二楚。这是一种非常有触感的质地，在伊恩 弗菜明的作品中也能找到。我认为《黑暗骑士》系列和《盗梦空间》中，都能找到一丝钱德勒的味道。
蝙蝠侠被宣传为“世界上最伟大的侦探”。他是经济大萧条的产物，在美国历史上的那段时期,
民众看待权贵的眼光，和现在的我们相比，是一种更为单纯的向往。格兰特·莫里森(Grant Morrison)在《超级众神》(Supergods)一书中写道:“超人以社会主义者的身份起步，而蝙蝠侠却是终极的资本主义英雄。他是特权和等级制度的捍卫者。”
“我觉得相比于美国人，英国人对阶级更敏感一些。美国更像一个中产阶级国家，让人感觉社会流动性更强，即便现实并非如此;然而英国的阶级分化十分明显，大家很清楚不同阶级之间的差异。但是，有这样一个亿万富豪当主人公，即便对于美国观众而言，我觉得还是得确保能让观众对该角色产生适当的同情和认同感。在他面前杀害其双亲是个不错的主意--一开始，人们就在这个孩子身上投注了同情，然后这种同情会延续至全片。而在我们的版本里，他还得经历这么个荒野阶段，那就像一段流浪期。他必须以某种方式积累经验，进而升级，就有点像基督山伯爵被投入监狱，大家都以为这个人已经死了。'失踪者归来，像变了个人’——这是非常有力的文学幻想。”
诺兰眼中的布鲁斯·韦恩是这样的:一个漂泊海外的年轻人，和曾经的诺兰自己差不多。

从这些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诺兰的成长经历，尤其是他英美两国的文化背景，与他作品中的人物不谋而合。不仅仅是布鲁斯韦恩，他的很多主人公都有跨大洲行动的经历。比如《致命魔术》中的金刚狼饰演的魔术师罗伯特，就从欧洲去往美国学习“瞬移魔术”；《盗梦空间》中小李子饰演的柯布也是在跨洲飞机上实行任务；奥本海默本就是欧洲移民家庭，长大后也是在欧洲学习后又回到美国，《星际穿越》的主人公、马修麦康纳饰演的库柏甚至实现了跨星系飞行。同时，诺兰又有非常强烈的“无根”之感，他难以在两种文化背景中二选一，这让他长期处于一种拉扯、撕裂的张力中。这种张力也体现在了《敦刻尔克》等影片中。而他少年到青年时受到的严酷的学校教育，又让他有了明显的阶级意识和精神归属。这种二元对立一直贯穿在他的生活和作品中。三、时空世人皆知诺兰擅长多线叙事、时空交错的电影技法，而这则与他对时间和空间的态度有关。《诺兰变奏曲》写道：

诺兰的电影展现出来的，远不止钟表匠式修理时间的水平而是精准地把握住了时间给人的感觉--它会狂飙和延误、收缩与汇聚。时间是诺兰的头号对手，他的一生之敌。他似乎与时间有私人恩怨。他说:“我确实对时间有私人恩怨。虽然这样说有点糟糕，但是你和时间的关系会随着时间而改变--我的意思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改变。我现在对时间的看法，和我刚起步时大不相同。由于时间于我而言正在加速流逝，它现在当然就更是一个富有情感色彩的话题了。我的孩子们正在长大而我正在变老。咱们第一次见面时，你我都没有白发，真是不可思议。现我有白头发了，虽然大多数藏在我的金发下面。我们是截然不同的人，我们都觉得时间的流逝对自己不公平，可我们变老的速度却完全一致，这个想法真让我着迷。时间是最公平的竞技场。
不同的叙事元素以不同的速度运行着，而你对此全盘接受，这就有点像梦的逻辑了。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电影可以非常像梦境。电影与我们自己的梦境之间，有一种难以讲清的关系，但是你会希望在两者间建立联结，从而发现那些在你存活于世的时间里一直隐匿未见的东西。我认为梦境为我们做到了这点，电影也是如此。与之相对的一面，就是休·杰克曼在《致命魔术》片尾所说的那段话”，本质上他是在说，因为我们对自己身处的现实颇为失望，所以为世界创造出一个更复杂、更神秘的想象。

某种程度上，诺兰和其他作者一样，有相当的“迷影”情结。只是，他不会直接把自己想讲的东西作为教条灌输给观众，而是会用令人眼花缭乱的技法和精彩的视听语言，让观众不自觉的“沉迷”其中，不知不觉已经被“洗了脑”。而诺兰影片中最真情流露的，应该是《致命魔术》中金刚狼饰演的魔术师罗伯特，被贝尔饰演的魔术师击中，临终前说的那几句话：

这可谓是电影导演诺兰对观众最深情的表白。

人们对别人感知世界的方式，以及那与己的不同之处十分着迷。主观视点和我们对客观真实的信赖，这两者间的张力一直是我的兴趣所在。我们在《记忆碎片》中对此着墨颇多，尤其是结尾处，但是我认为这一点贯穿了我的所有作品。我们对世界有着主观的看法同时，我们也深信或者说感觉到，存在着一个从根本上不可知的外部客观真实。要调和这两者是很矛盾的，这是我每次拍电影时都会不断想起的一点我们没法跳出自己的头脑--我们就是办不到。”
人们看到很多电影导演在某一方向初获成功之后，他们所面临的巨大诱感，就是不断在那个方向上深入，然而之后再次成功的概率却微乎其微。现在的很多电影导演没法像我当年那样，他们会从一部圣丹斯口味的小成本电影，直接跨到商业巨片的领域。我经常在报道中读到有人引我为例，说我就是这样大跨步过来的，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不认为我能办到我的职业生涯是一个平稳进步的过程,《失眠症》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但同时，诺兰又不仅仅将自己当做一个导演。他的复杂文化背景、独特成长经历、他对艺术和美的独特趣味，以及自身的精英式视角和定位，使得他不由自主要通过各种方式引领、“启蒙”观众，这也让他的表达呈现出复杂的光谱。可以用来论证这一点的是，诺兰一贯的“实拍狂魔”的做法，在《奥本海默》花絮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在观众看来是CG特效制作的镜头，其实都是实拍的。同时，诺兰又拒绝在片尾加入更多的特效制作人员信息，还引起了不大不小的争议。我个人的理解是，诺兰对于观众会把自己的影片当做真实这一点，有特别的执念。四、责任《奥本海默》中，琼 塔特洛克第一次遇到奥本海默时，说了一句重要的话：

奥本海默（诺兰）相信，应该将自己学到的知识用于社会进步，而不只是囿于象牙塔或小圈子里“独乐乐”。加上之前对比的成长经历，诺兰与奥本海默有非常多的相似之处。当然也包括他的其他电影主人公。

布鲁斯主动提出自己会放弃打击犯罪的生活。她回应道:“不是你选择了这种生活，布鲁斯，那是强加给你的使命，伟大事业常是如此。”自我放逐者知晓自己永远无法完全回归——诺兰的版本承载着其真实的牺牲和显见的哀伤。
诺兰说:“三部曲中,《侠影之谜》的很多处理都是对的，主题层面也做到了巧妙的平衡，受到了观众的好评。大家很喜欢这部电影，但它其实没有我们预期的那么成功。你永远不该期盼成功。我是一个非常消极、迷信又悲观的人。“
这种矛盾性也同样为《黑暗骑士》所沿用:它是一部由制片厂培植的超级英雄续集电影，但同时也表达了极为个人化的构思:它捍卫法律和秩序，但同样也深受无政府主义拥趸的影响:它描绘了这样一幅社会图景-- 支持独裁和反对独裁的两股力量同时扼住对方的咽喉,进行了一场两个半小时的生死对决。这部电影同时被右派和左派赞许，双方都认为它在为自家的观点背书。它是诺兰两面通吃的大师之作，流畅优美、灵巧如豹。

小丑不是要打败“善”的力量，他是想揭露“善”这个概念本就是骗局，以此来测试公民们是否团结一心。

“哥谭市需要我什么样。我就是什么样……”“(哈维·丹特是)一位英雄，不是我们应得的英雄，而是我们需要的英雄……”“因为有时候，真相并不够好。有时候民众应该得到更多。”诺兰以其影片的结尾而著称，但《黑暗骑士》的结尾却堪称卓绝，它让人想到钱德勒小说中的堕落世界。在那里，真相永远不可能胜出。好人顶多能指望从腐败体系中全身而退这个结尾是一个完美的活结，将情节线索都收束在一起，也释放了所有的矛盾和暧昧。它让观者感觉被卷入了某种更巨大且宏伟的循环乐章之中—一个故事的尾声，也是另一个故事的序曲。
说“英雄沦为恶棍“以及”我们得到了需要的英雄，而非我们应得的英雄”，所有这些讨论都是因为英雄主义的概念在后9-11时代大幅贬值了。这也是英雄，那也是英雄。这种观象可以理解，因为语言就是如此转变的。
“某个周末，我和孩子们一起看了《阿拉伯的劳伦斯》，这部影片绝对是把劳伦斯刻画成了一个自负、虚伪的偶像，而大家却只记得他的经典形象，他回沙漠找人的那场戏，是一个极为激动人心的时刻。接着，阿拉伯人给他长袍，他扮成了那个经典形象--那一刻感觉还算真诚。但是往后，到他对着自己在匕首刀刃上的倒影自视不凡，感觉就再也不一样了——总感觉他在扮演什么角色，或是在满足人们的期待。很多好电影都是这样。《黑暗骑士》系列完全信仰英雄主义，但它们表达的却是'真正的英雄主义是无形的’。以我的经验来看，这种英雄主义为人们所渴求，却几乎永远无法企及，我很满意我们对《黑暗骑士》三部曲的处理，因为左派和右派都与影片达成了对话，两者都从中看到了自己，这让我感觉我们赢了。”

我们看到，在《黑暗骑士》之前的作品中，诺兰小心翼翼的拿捏着艺术和商业、表达和娱乐的界限，在提供给观众视听盛宴的同时，“暗戳戳”地传递着自己的理念。在《黑暗骑士》之后，诺兰的作品虽然仍旧保持着极好的票房纪录和口碑，但也有那么几部似乎没有那么“讨好”观众，或达到预期的作品，尤其是《敦刻尔克》和《信条》。我认为这与诺兰越来越迫切的现实紧迫感有关。事实上，他在《黑暗骑士》之后的创作，并不完全如他所说，是以自己的喜好为中心，而是在某种程度上越来越贴近现实，引领欣赏者的趣味和思考。正如《敦刻尔克》和《奥本海默》都是战争题材或与战争有关一样，这也是诺兰对于现实问题的深入思考。如果将我们前面关于奥本海默的总结和诺兰的生平以及他的艺术生涯联系起来，你会发现二人也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有欧洲和美国的文化背景，具有精英化的教育经历，同时又兼具左和右的情怀。这使得二人在某种层面上有某些“惺惺相惜”之感，尽管他们并未处于同一时代。同时更重要的是，当下世界波诡云谲的形势和未来，让诺兰有一种越来越深的危机感。这种危机感令他重新回去审视过往几十年的历史，让他回头去发掘那些“决定”了我们当下的生活和世界格局的重要人物和重要行为。无疑，处于“恐怖核平衡”时代的我们应该认识到，当下这个世界的基本格局很大程度上是被奥本海默及他一个时代的人所决定的。正如同基里安墨菲在奥斯卡获奖感言上所说：我们都生活在奥本海默的世界里。

这也是诺兰这些年来矢志不渝用一部部超凡的影像艺术试图传递给观众的。诺兰的心病，不是因为他作为导演一直没有受到奥斯卡奖的肯定（尽管这一点已经被打破了），而是他作为站在人类影像艺术巅峰的人，试图借助影像对世界完成更深刻更长远的影响，以趋近于他心目中那个理想的世界。虽然因为当今世界的复杂性以及诺兰的多元价值观，这一点在观众看来必然是“五彩斑斓”的，可在当今危机越来越迫近的世界，什么是“这个世界底线”却是越发清晰的。

说到这里，我们似乎能够理解影片片尾，奥本海默对爱因斯坦说出的那句话，其实不是对爱因斯坦，而是对镜头前面的我们说的。我们确实处在一个奥本海默式的英雄主义逐渐老去甚至消失，而未来却分外模糊和凶险的时代。因此影片的结尾更像是对所有人的一个大大的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