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本海默

刚刚落幕的奥斯卡颁奖典礼上，电影《奥本海默》以七项大奖毫无争议地成为最大赢家。
与电影恰恰相反，主人公奥本海默却是个充满争议与矛盾的人。他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科学家，有着天才的头脑和语言天赋，也有着非凡的毅力与自信；他是将量子物理从欧洲引进美国的第一人，在物理界举足轻重；他踏足科学、政治两界，于1942年成为曼哈顿计划的负责人，带领着一群平均年龄只有25岁的年轻科学家，在美国西部荒凉的小镇洛斯阿拉莫斯，耗时三年，花费20亿美元，制造出一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原子弹，成为“原子弹之父”。他推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将人类带入到了新的原子时代。自此，人类有了毁灭世界的力量，美国人也赢得了在人类战争史上最大的一场赌博。但是，英雄一样的奥本海默却于1954年被国际原子能委员会通过一场非公开的听证会吊销了安全许可证，他被认定为危及国家安全的危险分子，成为了弃子。
是怎样的经历与选择，挣扎与博弈，让他成为了历史上的奥本海默，成为了一个传奇式的科学家和悲剧式的英雄？
电影《奥本海默》是一部人物传记电影，有着导演诺兰一贯的风格：多线叙事，交叉剪辑，不断回闪的镜头，不时交错的时间，众多的历史人物，大量的台词对话，三个小时的时长，一分钟都不敢走神。
故事从奥本海默一生最难堪和煎熬的听证会开始，这场掺杂了政治斗争、个人恩怨、冷战和麦卡锡主义的听证会是另一场战争。在对手全副武装、咄咄逼人的质问下，在时间跳跃、镜头回闪的片段里，奥本海默的从前种种，开始一帧一帧展现在我们面前。
罗伯特·奥本海默，美籍犹太裔物理学家，1925年，他从哈佛大学毕业，同年到英国剑桥大学学习。这是一场并不愉快的经历，因为在实验室表现差强人意，导师并不喜欢他，他甚至将剧毒的氰化钾注射到导师的青苹果上。1926年，他转到德国哥廷根大学学习理论物理。期间，奥本海默认识了海森堡，另一个德国的天才物理学家。后来，在二战时期德国与美国展开科学竞赛，海森堡成为奥本海默的对手。1929年，奥本海默回到美国，进入伯克利任教。在这里，他认识了正在建造粒子加速器的劳伦斯博士。不顾劳伦斯博士“不要把政治带进实验室”的警告，他有时会在课堂上谈论政治；课堂外，他多次参加美国共产党集会，认识了身为共产党的琼，并成为她的情人。所有这些，他不以为意的这些，都被联邦探员记在了他的安全档案里，也成为日后听证会上他被攻击的把柄。
1939年9月1日，奥本海默关于黑洞的论文发表，但他发表论文的风头显然被另一条新闻抢走了，希特勒突袭波兰，二战爆发了。彼时，泛全球化战争、工业化革命犹如波澜壮阔的潮汐，冲击着世界。而量子力学推动下的现代物理学也已经走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临界点上，由理论物理迈入实践，总需要一双手推开那道天堂或是地狱之门。希特勒召集德国的科学家们研制更大威力的武器，海森堡成为负责人。美国不甘示弱，开启了制造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一场科学的竞赛就此展开，人类文明貌似走到了一个岔路口。
1942年，38岁的奥本海默成为曼哈顿计划的负责人，也成为推开新世界之门的那双手。他带领着招募来的科学家们进入到了洛斯阿拉莫斯，开始了对原子弹的研究。电影对这一段着墨并不太多，反而用了大量篇幅讲述原子弹爆炸成功后的世界博弈与奥本海默的挣扎。
让原子弹来终结战争，为人类带来永久和平，这个信念曾深深扎根在奥本海默的心里，即使在三年中最艰苦的时候，他也从未动摇过。1945年，在新墨西哥的试验现场，当原子弹引爆时，电影忽然静音，只剩下冲天的火光、升腾而起的蘑菇云，还有奥本海默复杂的神情、急促的呼吸，和他喃喃的自语：“我现在成了死神，世界的毁灭者。”一种对未来世界安全的深深忧虑开始在他心里扩散，一个囚笼开始在他心里编织，最终，他成为了自己的囚徒。
不久，历史上首枚用于实战的原子弹在广岛上空爆炸，人类正式进入了原子战争时代。这次爆炸造成了7万人当场死亡，另有22万人受到核辐射伤害。又在三天后，第二枚原子弹在长崎上空爆炸，造成4万人当场死亡。原子弹终结了战争，触目惊心的死亡数字也开始让整个世界重新思考：原子弹的存在，意味着人类有了毁天灭地的能力，这种毁灭力量真的应该掌握在人类手中吗？这样的武器真的是我们需要的吗？古人说“以戈止战为武”，真正的和平真的需要以战止战吗？
纵观历史，科学家们常常处于道德与科学探索的交叉路口。向左还是向右？道德还是科学？人类未来的命运，也许就隐藏在某一次选择的一个看似微小的分支中。科学并不总是正义，也并不总是正确。它与艺术、文学一样，都只是政治的工具或者装饰。人类追求的不止是更高的科技，更快的速度，更好的生活，还要紧守住科学与伦理的底线，紧握住道德与良心的闸阀，毕竟有些力量一旦开启，就像潘多拉的盒子，再也关不上。
打开了潘多拉盒子的奥本海默在战后获得了极大地声誉，他登上了《时代》杂志封面，并受到杜鲁门总统的接见。这是一场并不愉快的会面，他和总统的意见南辕北辙，他希望关闭洛斯阿拉莫斯研究室，避免美俄之间出现军备竞赛；总统却要扩充研究室，以防俄国造出核弹。他充满负疚地向总统说：“我觉得我的双手沾满了鲜血。”总统却告诉下属：“别让那个爱哭鬼再回来了。”
此后，奥本海默借用自己“原子弹之父”的头衔与名誉试图影响政府政策，他坚持军备控制，反对威力更大的氢弹的研究；他抓住机会发表停止研究氢弹的演讲；他呼吁游说，希望达成一个禁止核武器的国际协定，建立一个制约核武器发展的国际组织；他公开批评战略研究者鼓吹的核战争计划。他说：“如果一个文明一直把伦理视为人类生活的核心内容，但是对所有人都可能被杀死这件事缄口不提，只允许讨论如何克敌制胜，那么我们又如何看待这样的文明？”他梦想着唤醒人们来废除核武器，努力想把打开的潘多拉的盒子再关上。但随着麦卡锡主义的崛起，他的处境越来越糟，他的弟弟被全国大学列入黑名单，他的学生只能去铺铁路，他的朋友则流亡海外，他越来越不是政客们希望的形象。
于是，一个与奥本海默有着私人恩怨的政客，施劳特斯出现了。一项关于阻止奥本海默，撤销他的安全许可证，让他名誉扫地再无影响力的计划悄悄展开了。1954年的听证会上，奥本海默的反对者们对他的政治倾向和专业判断进行了抨击。他被吊销了安全许可证，被认定为危及国家安全的危险分子。然后，听证会所有的记录被公布于众。他被祖国钉在了耻辱柱上。他，被毁了。
奥本海默平静地接受了判决。自此以后，他生活在一个人的囚牢里，直到1967年去世。直到2022年12月，美国能源部才撤销了1954年听证会对他的判决。2006年，一本关于他的传记奥本海默传，美国原子弹之父的胜利与悲剧，获得了当年的普利策传记奖。2023年，诺兰导演的电影《奥本海默》在全球上映。
《奥本海默》充满了隐喻，电影开场就是如同太阳之火的原子弹爆炸的火焰，翻涌中出现了两行字：“普罗米修斯从众神那里偷了火，并将其送给人类。他因此被绑在一块岩石上，永生永世受尽折磨。”是的，奥本海默是另一个普罗米修斯，他从上帝那里盗来了太阳之火。有时，热爱就是一种原罪。就像有人所说，即使再给予奥本海默无数次重新来过的机会，他依旧会一次又一次选择研发原子弹。然后，属于科学的良心姗姗来迟；然后，在无数个叠套的心理镜像中，无数个奥本海默一次又一次地真诚忏悔，如同盗火的普罗米修斯，日日被鹫鹰啄食肝脏，一边艰难愈合，一边轻易破溃。
奥本海默，作为一个悲剧式的英雄，正如他的传记中所说，他野心勃勃，又没有安全感；他才智超群，又幼稚可笑；他果敢坚决，又惶恐不安；他坚韧淡薄，又充满了困惑；他并非只是一个简单的“英雄”或“罪人”，而是一个在伟大的科学发现与道德之间挣扎的普通人。
向左，还是向右？科技进步，还是道德抉择？这样的“悖论式困境”至今仍在不停地警醒着我们，比如元宇宙的真实与虚幻、ChatGPT的人工替代化、基因编辑的是与非……
未来的路，我们应该如何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