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起

「那一天，人類回想起了曾一度被支配的恐懼，還有那被囚禁於鳥籠中的那份恥辱。」這是《進擊的巨人》的一句名台詞。現實中人類的恐懼和恥辱族繁不及備載，人類從來就沒缺乏過記憶的素材。

電影《疫起》同樣令人回想起某種恐懼和恥辱，導演林君陽曾拍過《我們與惡的距離》。雖然本片講的是沙士抗疫，但箇中善惡美醜，其實與卡繆《瘟疫》和COVID的抗疫故事別無二致，如有雷同，亦非巧合，反正都是自古以來沒什麼長進的人性。

男主角之一夏正，是北臺聯合醫院的胸腔科醫生，在平凡的一天放工回家，準備為孩子慶生，半路卻被召回醫院給病人做手術。由於醫院有人感染了沙士，被記者金有中揭發並向外界公佈，因此醫院被警察封鎖。及後的故事，全在醫院這個場景發生，醫院只進不出，裡面的人就像被綁架了一樣，但痛苦的是，不會有人能把他們營救出來，因為封鎖他們的是警察。這就略有醫療cult片的味道了，不由得令人想起杜琪峰的作品《三人行》。

恐懼感和羞恥感貫穿全片。在醫院裡，病人後悔住院，醫護後悔沒及時放工，而明知有瘟疫被急召回來幫忙的醫護又心生憤恨，越想越覺得自己當初太笨，早知接電話的時候辭職不來就算了——晚走一步即脫不了身，觀眾應該不難共情吧？

接下來，醫院發現每天有新的發燒個案，隔離日期又得重頭計算，醫院中無論醫護和病人都彷彿走進無間地獄，出院無期。癌症病人在被封數日後上吊自殺，夏正為他搶救了半小時仍然救不回來，當他得知門外站著病人的兒子等待他去交代時，他握住門把手，深呼吸一口氣，才開門去見病人兒子，這個鏡頭把醫生開門見家屬的畫面，處理成如同話劇演員在紅色幕佈後候場一樣，他緊張地整頓好妝容、準備好台詞，才開門展現一個符合社會理想中的醫生角色於人前。

沒過多久，醫護和病人按捺不住，開始在窗外掛橫額抗議，聲稱自己沒染病、不願意和病毒待在一棟樓。後來，醫護甚至發起聯署罷工，他們將自己反鎖在同層的不同病房裡，抗議政府不提供配套政策支援醫護，質問要他們照顧病人而誰來照顧他們的家人。就算同為醫護的女主角之一李心妍趕到病房門外，如何對罷工的同事曉以大義、痛罵他們不負責任，他們仍然不依不撓，直到影片結束都沒有放棄躺平抗命。

這一段立意實在太好了，即使病毒綁架了你，你還可以設法不被工作和別人的期待和成見綁架，不必成則白衣天使、敗則白衣魔鬼，也不必動輒被「救死扶傷」「光榮偉大」「無私奉獻」這些漂亮大詞剝削。醫護應該獲得與其他打工仔一樣平等的尊重，應該有不被道德光環綁架的權利。那些企圖用虛無縹緲、大義凜然的說辭去勸人自我犧牲的人，才正是要全人類提防的。

北臺聯合醫院有A、B兩棟大樓，其中B棟是重災區，A棟發現感染者都會送往B 棟集中隔離治療。這樣一來，B棟的負擔會越來越重，那麼，哪些人活該被分配到B棟照顧病人，而誰可以豁免？哪些人又可以爭取優先撤出醫院？很快，充滿正能量的防疫工作，開始轉變成權力尋租和分贓的骯髒政治角力。外科主任吳敏媗答應夏正，把他納入優先可撤出名單，以便他為女兒補做生日，並告知若他願意去B棟幫忙，滿七日就可以撤出醫院，且每天補助一萬元。

夏正被指派到B棟送便當，他緊張地推便當車走進了通往B棟的狹長走廊，走廊是一片死寂的漆黑，迴蕩著他一個人的緩慢腳步聲，他每一步都像步向地獄，像警匪片中向劫匪和人質送食物的人一樣，可能隨時被躲在某個角落的劫匪意外擊殺。走到B棟，送完幾層樓的便當，來到B棟的重災區——八樓。夏正在八樓的簾子外喊叫，如果有人出來，本可以交接便當，可是無人應答，他突破心理關口推車進去，就像一步步走進深淵。

類似的遭遇發生在另一男主角安泰河身上，他和同為護士的李心妍是一對年輕情侶，憧憬著一起到香港面試無國界醫療團隊。但有一天，安泰河被「好同事」紛紛舉薦去B棟工作，原因是，他曾經短暫到訪過B棟，於是他在別人眼中已經是個「不乾淨」的人，平時能聊幾句的病人得知他曾去過B棟，便在他面前戴起口罩，嚴肅地防備起來，人性中最惡心的猜忌心展露無遺。

於是這對醫護小情侶被分隔在兩棟大樓工作，李心妍每日用電話詢問男友在B棟的工作情況，而安泰河則每回冷靜地對女友報平安，稱自己工作少、沒有接觸過沙士感染者，實際上在人手奇缺的B棟根本忙得不可開交，而他每天接觸的感染者不計其數，甚至曾被咳嗽患者嘔吐一臉——這些事情他對女友全部隱瞞，或許不想女友擔心，也或許恥於在別人面前展示自己骯髒不堪的形象。每回照顧完病人，安和泰都急忙脫掉裝備、用力洗澡，除了想洗刷掉自己身上可能的病毒，更想洗掉別人眼裡的骯髒形象。畢竟病毒再可怕，也沒有怕變成別人眼中的異類和髒東西可怕。那一刻，安和泰不僅被囚於工作中、被囚於危險中，也囚於別人的眼中。他比病死還難受。

李心妍和安和泰的對話給觀眾做了個roundup，也即醫院的A棟和B棟已儼然成為了兩個修羅場——B棟掙扎於忍受著疾病帶來的反胃，孤獨地去搶救患者，A棟則陷入無休止的猜忌、無盡的悔恨，以及罷工和反罷工的角力。

影片將近尾聲，夏正與安和泰都感染沙士了，醫者終成患者，整齣電影的孤獨感和絕望感被推向高潮。夏正摘下了佈滿汗水和蒸汽的護目鏡，給感染沙士的孕婦止血；安和泰走出自己的隔離間，一邊咳嗽，一邊給暈倒在地的沙士感染者做心肺復甦——他們想逃走，但荒謬地都逃不出去，等到有機會了又不知為何突然選擇放棄出走。他們順著自己的道德直覺，在不同的岔路迅速做出不同的選擇，不知路通往什麼目的地，只是一直選擇著，一直走著。

生活把他們壓縮成僅憑本能活著的、盲動的低等生物，角色們在一片虛無中疲於奔命、原地兜轉，與從未謀面的病毒君搏鬥和周旋。醫院的生態系統裡，既無生的歡愉，也無死的痛苦，恐懼居高臨下，化為口罩，籠罩著每種情緒，人們無暇悲喜，彷彿只有空厭惡、喘氣和冷漠——無不展現出生活和命運的巨大荒誕。

片末，夏正與安和泰各自救治垂死的病人一夜後，坐下喘息，屏蔽門打開了，他們望見對方，一言不發。美國作家David Denby說：「如果你因為恐懼而喪失你的自由，你一定得把它爭回來。運用自己的判斷力，並面對自己的恐懼，這是重新獲得自由的關鍵，你可以發怒，可以報仇，但不要自我憐憫，不要軟弱。」醫院還在繼續封鎖，病毒還在繼續蔓延，醫護還在繼續罷工，他們的作為各不相同，但他們無不在努力地對抗著恐懼。

時窮節乃現，生死關頭，浮現了平日少見的人性被考驗的不堪面目，也看到了善惡之間不是堅定的對立，而是掙扎和搖擺。大概每個人的願望跟安和泰差不多——一切回到以前一樣。回到哪個以前？那大概就是還沒有遇見試探、尚且遠離兇惡的日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