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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下的创作环境中，将这样一部反映悲伤社会现实的作品搬上大银幕，似乎有些“不合时宜”。一个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想法，从被点亮的瞬间，到试图去实现它，再到最终不完美地呈现，过程中所需要的克制、坚韧、周旋、角力、平衡……是旁观者难以想象的。一个人若没有强烈的责任意识，不会历时八年，顶着压力，克服困难，到一线去调研，想尽办法促成一件很可能会有遗憾的事。
一方面改编作品的创作空间是很有限的，另一方面社会题材的特殊性使得剧情设计的尺度也是很有限的，难以呈现更强烈的视觉和情感冲击力。如果了解国内电影的生产流程，就知道在全过程审编和篇幅有限的情况下，电影意志很难得以完全的体现。正如导演在路演时对观众说的，这不是一部快意恩仇的爽剧，遗憾和悲伤才更符合现实的逻辑。
这部影片最终能被观众看见，在我看来它最大的价值可能不是呈现一个完美的影院视角，而是呈现出一些微观的社会视角来引人思考。影片中引起较大争议的是结局：穷凶极恶的少年到底该不该死？原著中谢宇的角色毫发无伤，国内这一版改编则在他身上留下了一个空洞，一个缺口，一个无法抹去的标记。但代入了芊芊爸爸角色的观众可能会感到心中的愤恨没有得以完全的宣泄，总感觉得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才能彰显正义。但如果我们换个角度，代入我们自己，作为社会结构里一个微不足道的原子，我们还会希望一切正义都需要我们自己用最原始、最朴素的方式去执行吗？如果我们代入那些少年的角色呢？想象他们的盲点、脆弱和创伤，还会毫不犹疑地想要送他们去死吗？
少年的崩坏不是一瞬间发生的，更不是他们“独自”走到了那一步。家庭环境、同侪影响、学校教育、社会结构……任何一环被解构，都可能会让一个孩子误入歧途。当我们在追求、塑造美好的爱与依恋关系时，不可忽视在主流视野之外，还有很多孩子在边缘挣扎。影片里的罗志诚在被父亲呵斥时，终于忍不住爆发：” 在我被霸凌的时候，你在哪？“ 另一个少年王天笑的监护人自始至终没有出现。主犯谢宇的父母则长期缺位，出了事只想用钱摆平。这些孩子的家庭经济条件各有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都长期生活在爱的资源极度短缺的环境里。没有被好好关怀过的少年，有的变得懦弱，有的变得冷漠，甚至残忍，最后活成了别人眼里的“畜生”，但他们就不值得获得一丝丝关怀吗？如果我们没有能力为他们提供解药，那我们有没有资格审判他们的命运？个体又为何如此无力？从何种层面进行改良，个体才不至于要在命运的洪流中拼命地打捞自己？这些都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少年的身份当然不应成为保护伞，但少年的身份同样意味着，成年人和社会对他们负有责任。他们所负的罪，社会结构中的每一个原子都脱不了干系，每一个人都处于这一场复杂的因果关系之中。个体可以主动选择远离令自己感到不安的环境，也可以选择用自己的方式实现最朴素的正义，但现实里不是每一位个体都拥有选择的资源和能力。同时这些选择不一定符合个体的最大利益，更不符合社会的最大利益。
少年是如何走到那一步的，电影本身既无法真正地介入现实，也无法呈现答案；但电影呈现了现象，引发了不同角度的阐释、思考、讨论，以及某种重塑现实的可能性，这已然是一种勇气，一份功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