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决斗

节选自自卢克文《聊聊中国的离婚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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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婚姻不幸”跟“人生不幸”是绑定在一起的，离婚代表着余后人生，尤其是女性的余后人生极可能会遭到毁灭性打击。

而今天，“婚姻不幸”跟“人生不幸”已经彻底分割，离婚只是离婚，不能决定后面漫长的人生，离婚对人生影响的权重越来越低。

我小时候住在湖南农村时，邻居有夫妻吵架，女方气不过，转头就喝了农药自杀，没给救回来。 这种事在1980年代的农村时常发生，80年代前应该更多，我稍大一点就想不明白，离婚不就行了吗？何必要自杀呢。

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我第一次读《金瓶梅》时，看到李瓶儿那么有钱，为什么老是巴巴着嫁人，而且会主动埋伏笔，还在跟这位过日子，就开始物色下一任丈夫。

她第一次上西门家找第三任老公花子虚，没寻着人，就很暧昧地对西门庆说“看奴之面，劝他早些回家。”她第一次跟西门庆见面，完全没有情感积累，哪来什么面什么面的，用词十分主动，有主动贴上去的嫌疑，西门庆一听就懂。

花子虚刚病死，她就想嫁给西门庆，但西门庆钓了她半年，突然卷入其他案子耽误了，又矮又丑又不行的蒋竹山趁虚而入，说西门庆已被连累，“在家躲避不出，房子盖的半落不和的，都丢了，东京关下文书，坐落府县拿人，多半是入官抄没的数儿，娘子没来由嫁他做甚？” 李瓶儿马上就怕了，病急乱投医，主动说要嫁蒋竹山，请他入赘，给他三百两银子开店，用词更加直接主动： “人家倒也不论大小，只要像先生这般人物的。” 西门庆搞定麻烦后，回头就把蒋竹山往死里整，蒋竹山又被李瓶儿扫出家门，只好逃命去了，西门庆完全掌握主动权，此后三番五次羞辱李瓶儿，李瓶儿却咬死要嫁他，把我看书看得都给整不会了。

李瓶儿小姐，做一个独立单身富婆它不香吗？

后来世面见多了才知道，在生产力不发达的阶段，女性脱离家庭这个单位，是十分危险的，离开婚姻约等于离开安全范围，会落入到比较危险的境地。

在古代，大部分人都要参与到繁重的体力劳动中，挑水、砍柴、修屋、开荒、耕田都十分辛苦，只有男性才能承担，日常经济保障和争夺水源、保卫田地，就由男性主导，而女性可选择参与的社会活动很小，只从事劳动强度偏低的工作，比如纺织、刺绣、做饭、饲养家禽、照料小孩等，在经济上陷入了弱势，基本成为男性的附属。

古代出行更是又危险又麻烦，普通人一辈子没出过县城，能远行的一般是官员和商人，官员代表政治权力，商人代表经济权力，这两样就更被男性牢牢把持，社会道德与法律也全面倒向了男性，女性要在很小时指定婚姻，早早嫁给一名陌生人，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社会角色。

其实大家也不要简单地用压迫女性这个角度，来阅读古代的生产关系，古代生产力太低，活下去很不容易，男性面临着繁重体力活和生存压力，耕种渔猎服徭役战争都是男人在扛，会对身体造成不可逆的损伤，这种痛苦，天天躺床上拿手机刷视频的现代人难以想象，男性是在玩命生存，需要女性提供后方照料，家庭单元是互补关系。

别说古代了，就是我在攀枝花采访当年的老三线工人，他们拿出五十年前的合影，给我一个一个讲里面的人物，同年龄的男性都去世得七七八八，而女性大多健在，一位老三线人说：男人苦哇，流血流汗一辈子，都是累坏了身体先走的。

男性拼命维持家庭这个单元，女性则让渡出部分权力，不用参与更艰苦的劳作。 生产力低下时期，这种共生关系不能轻易破坏，否则会导致社会经济体系失衡，女性还因为无法获取收入，要是离了回娘家，娘家人也会嫌她增加经济负担，因此离婚女性要遭受到巨大舆论谴责，活在古代的女性一旦嫁出去，就真的成了泼出去的水，没什么退路。

所以富婆李瓶儿一直没什么安全感，一次接一次地嫁人，找政治和经济上的主心骨。 哪怕她拥有财富，但她一个人守不住财富，政治经济体系，是需要男性来主持的。

我亲历过的1980年代湖南农村，跟古代生产生活区别还不大，普通家庭就是多了电灯，村里会有一条铺满碎石的土路，可以辗转几趟破中巴或改装三轮车进城，其他放牛、耕田、挑水、喂猪、洗衣等工作，上千年一直这样忙活。

直到电视、空调、洗衣机、自来水在2000年代进入农村，农民们才接触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生活。

2010年后汽车和互联网在农村普及，农民们日子才过得舒心了些。

中国离婚率的变迁，跟中国工业化发展周期，以及农村现代化的周期是一模一样的，婚姻原本是一种男女协作生存的组织关系，当繁重的体力活被机械取代，完善的法制重点保护弱势的女性，能坐在办公室工作就能获取经济收入后，女性从经济独立走向人格独立，开始摆脱过去的婚姻从属关系，要为自己而活了。

过去女性不能离婚、不敢离婚，最激烈的宁肯喝农药结束人生，也不愿承担离婚后的生活压力，但现在生产力上来了，女性获得了主动否定婚姻的能力，她们有了更多的选择权。

按相关部门的统计，中国70%的离婚是由女性提出的，这是女性人格解放的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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