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黄蜂

2019年1月4日，变形金刚系列的支线电影《大黄蜂》在中国上映。根据统计，在一个月内（1月3日-2月3日），影片的豆瓣评分与IMDB评分经历了如下图的变化。

《大黄蜂》评分变动数据

考虑到有梅根的变1、变2均高于7.5的评分，以萌取代性感作为卖点的《大黄蜂》，如此尴尬地跌破预期，自然引起了我的不解。这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

影片从开场就笃定十足地置换掉了性的存在感。女主角看似叛逆实则乖巧的设定堪称邻家女孩的模板，凶巴巴的路人则被罩上了花哨的服饰置于镜头最边角的地方。凭借这种降噪的沉稳叙事，影片的故事代入跨过了理解上的高门槛，升温和缓，避开了台阶叙事的磕碰感。故事色调也不再大红大粉，而是以轻松、含蓄的淡蓝色展开着。

随着女孩将大黄蜂“搬回”家中，萌的存在渐多渐浓，色彩也趋向于单一的粉红色（萌）。导演的心中似乎没有噪音，可接下来的故事却完全变成了萌的独奏，缺少合唱的共鸣——

大黄蜂称心如意地使出一个个回旋踢，却完全没有战术素养；
女主的每一次翻腾都是体操中的高难度，可总能毫发无伤；
军队长官执着于三五辆悍马或一架阿帕奇解决战斗是自信过了头么；
长官放行一段的感情戏纯属美式爱国的附加戏码；
救大黄蜂前的心理障碍克服显得多余而且，跳水不脱衣服么还游得动？
再回到片头的赛博坦，还未来过地球的大黄蜂已经有了汽车形态……

一个又一个bug考验着剧情逻辑上的审美，让我“沉浸”在为漏洞找解释的无尽循环中……

大黄蜂的人类属性，与人类的非恶即善、非善即恶属性，构成了这部电影在故事层面的逻辑——

大黄蜂要萌，关键时刻要勇，勇起来还要体贴，体贴人时不能动手动脚；主角要萌要善，大是义不容辞、大非绝不背锅，被人忽视却心存良善，机会当前敢作敢为；军官要正义，偏执的行为来自友情的羁绊和爱国的守护，给他的行为一个起点与一个终点，给他用情感解释糊涂的理由；反派要奸要诈要足够滑而且给足空间让它们耍滑，最好2v1，模板是一个莽楞一个狡黠……

当导演、编剧以及幕后制作团队在剧情设定上的矛盾被看破，当演员不必为这些矛盾充作挡箭牌，电影质量的逻辑中心便揭掉了外衣：以人类熟悉的模式进行刻画，一切内物外务皆受控于此。

“人类熟悉的模式”并没有问题，“一切内物外务皆受控于此”则是十足自大的表现，十足的想当然。想之当然，则表之当然，这种近乎赤裸的manipulative act，在人类百年电影历史中甚至数十万年的人类文明史中不断上演着。事情为何至此，他们不关心，他们关心的是设定了终点，把到达这终点的问题交给编剧们与导演们，并配上色彩或华丽或温柔的外衣。这种电影外的行为，根植于消费主义的底层逻辑——

一切皆可赋魅，一切皆可消费。

在我看来，电影，或人类文明，有两大推动力：一是消费（consumption），一是启蒙（enlightenment）。若以一辆车做比，消费定义了引擎，启蒙则定义了方向盘。消费决定了电影可以在一轮周期内行进的长度与广度，启蒙则决定着往哪个方向行进。

作为观众，我们在电影制作者的视角中是可以被消费的“燃料”：贡献金钱，制作下一部可供消费的电影。

作为观众，我们也可以反制电影制作者（以评分、影评），或与包容的电影人对话，让他们获取高于生活的原料，让我们获取映照现实的艺术养分。

我们对电影的诉求虽有千差万别之态，可我却拥有不甘被强行消费的倔强。如果电影人在电影创作中走入简易的流程化的重复之路，那么这磨刀霍霍的肉铺，绕行也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