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凡达：水之道

影片的前半部分并不差，刚看到开头的时候，我甚至还相当期待。当spider出现在“阿凡达”中间，一身纯粹的人类肤色，另一边的飞船里的入侵者都是蓝色皮肤，这样错综复杂的身份与认同为这部电影创造了很好的条件，去探讨相当缠绕的当代政治问题。

但詹姆斯·卡梅隆没有选择这么做。他并没有试图介入身份的讨论，他仅仅把身份问题看成角色设定的一部分，辅助于情节的机械目的。卡梅隆回避了真正的道德复杂性，在将要碰触到这些困惑的地方，他用打斗“解决”了它，再通过一种履见于近代历史的身份整合过程——战争塑造国家，战争制造认同。

在第一部中，卡梅隆质疑了一种“文明论”的模式——这是他成功的关键。他成功地嫁接了一个康拉德式的问题。3D技术在这个意义上帮助了他，他成功地营造了一种视觉政治认同，帮助观众进入森林的深处，以一种身临其境的方式融入环境，并承认异星的身份。它同时回应了后殖民主义、生态主义与族裔政治的问题，然后及时地收尾，让这些回应停留在一个刚好值得揣摩和玩味的深度。

然而在第二部里，他没有将思考深入下去。他不加反思地沿用第一部的模式，并且将这种“差异”彻底本质化。这就是为什么，它用超过三分之一的战斗场面充塞了电影，把它拍成了战争动作片。因为对于卡梅隆来说，问题就是如此了，一个简单的入侵/抵抗的问题，还有任何商谈的必要吗？

当牟利者对着采集到的“不朽精华”说，我们一切的目的就是它，这一瓶八千万刀。旁边人问了他一个我同样想问的问题：你们想要的只有这个？当然可以不止有这个，即使是“文明的冲突”本身的探讨，也比一种资源掠夺式的后殖民有趣得多。

阿凡达的前殖民世界，不存在这样的冲突：

遗落潘多拉的地球人渴望融入而不被接纳；森林族和海洋族之间相互仇视而需要第三方的介入；猛兽对阿凡达的日常威胁逼使它们演化出一种定居式的城市结构……

这是一个团结、整全并且彼此有机联系的生物网络系统，一个超级“盖亚”统御一切，即片中的“夏娃”；地球人的侵入没有秩序性建构的动机而是纯粹的杀戮。

后殖民主义理论里有个说法叫“自我东方化”（self-orientalization），意思是西方话语的霸权致使东方人想象自身时挪用西方的视角，不自觉地归入一种话语模式中；我想借用此说法，换成“自我帝国化”（self-imperialization），即身处文化秩序中心的叙述者，想象自身在世界上扮演的形象时，落入第三世界想象帝国、边缘想象中心的视角，这种叙述则落入了一种左翼的陈词滥调中。

尤其是当《阿凡达2》自立项伊始，就瞄准了全球市场，它自然而然征用一种十分粗疏的表述霸权的方式——一种来自全球底层的、经过偏折的地缘政治想象。如小粉红一般，用想象蒙古帝国的方式想象美国。

事实上，并非地球人将政治带到了潘多拉，政治同样在这个潘多拉上存在。森林小子与海洋小子彼此曾爆发过冲突；其中一人被三四名同伴诱骗到远海意图谋害，海底的猛禽一度将他杀死。潘多拉上的生活并不是完全无害的，它有人地矛盾，也有自我保全。奇怪的是，这些问题都没有演化成生活形式的分裂，它们总是被轻易地解决。

卡梅隆对于地缘政治逻辑想象的局限本身杀死了电影的道德暧昧。事实上，对于美国的地缘政治想象如果只有利益考量，而忽略了道德动机，如何能理解战争中的道德复杂性？对于边缘的想象如果也只是浪漫主义式的，而没有具体的在地冲突，如何可能深入复杂的历史讨论？

在结尾你会看到，这种叙事是如何难以避免地滑入一种保守主义的逻辑。“家人，是我们的软肋，也是我们的盔甲。”它变成了一份文化相对主义的宣言——我们的土地、我们的家庭与我们的独特的、久远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