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孤

我是今天下午才看的《失孤》。之前只看过一部有关儿童被拐卖的电影，就是由陈可辛执导，赵薇与黄渤主演的《亲爱的》。

　　我看《亲爱的》是在2015年左右。那时候我还比较年轻，天真的以为只有电影里抱走黄渤儿子的中年男人是恶人。他的恶源于自私，也源于不得已。他没有生育能力，为了传承香火，亦为了堵住村民的流言，才偷走了别人的孩子。至于他的老婆李红琴，在赵薇盈盈含泪的面容与楚楚可怜的姿态掩饰下，看上去也是一个受害者、一个在命运摆布下无能为力的弱者。

　　直到我见多了人生百态，看惯了世态炎凉。我再回首，不得不感慨艺术源于现实，却未必高于现实。文艺创作者极喜欢给违法犯罪者找各种能够解释他们不良行为的理由，却往往忽略了一条：人性之恶的激发，许多时候仅仅是高额利润的诱惑。而且激情犯罪者极少，故意犯罪者居多。甚至，故意犯罪者的道德底线超出正常人预计中的度，故意犯罪者的心理素质也超出普通人想象中的稳。SO，故意犯罪者的不法手段层出不穷，视法律与公安于无物。他们吃得定自己违法的代价不会太沉重，所以犯罪起来肆无忌惮。

　　你以为他们是一时糊涂？他们的内心里正在笑着社会上好欺负的羔羊何其多！

　　比如我们国家打击拐卖人口的现象已经几十年了，为何人贩子的犯罪行为依然猖獗？因为人贩子往往并非单独做案，而是形成团伙。他们计划周密，布局精心，行踪隐秘，关系网盘根错节，还有不少人熟通法律，很会钻空子。警方打拐需要突破重重阻碍，即使配备了最高效的警力，也难免牵涉到跨地区、跨地域、跨警种、跨部门的羁绊，所花费的时间与精力远远不是电影里表现的那般简单。失去孩子的父母在寻找骨肉的路上，所付出的艰辛与所饱尝的痛苦也远远不是电影里表现的那般片面。

　　《失孤》的原型郭刚堂，在寻子路上跋涉了24年，才在公安机关的帮助下，终于在河南安阳林州找到了被拐卖的亲生儿子郭新振。在这24年里，他家产散尽，负债累累，骑坏了10辆摩托车，跑了40多万公里，找了30多个省，走遍了除新疆和西藏之外的中华大地。在这24年里，他寒来暑往、风餐露宿，睡过桥洞、当过乞丐、摆过地摊、贴了无数张寻人启事，跟陌生人描述过无数次孩子的特征。在这24年里，他经历过车祸，遭遇过打劫，遭受过欺骗，经受过欺凌，曾经险些被暴风雨刮入大别山的悬崖下，也曾经萌生过一了百了、一死解脱的念头……好在上天眷顾，他能够在历尽沧桑之后，实现一家团圆的梦想。

　　别的家庭呢？恐怕没他那般好运。

　　有一位母亲叫罗兴珍，原有一对活泼可爱的儿女。在1996年被人贩子拐走两个孩子后，与丈夫长年找寻，苦于无果，只好呆在孩子们丢失的原地——贵州都匀市的平桥北街摆摊补鞋。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罗兴珍满头白发、双眼老花，依旧没有等来儿女的消息。

有一位父亲叫吴世元，在1990年的农历七月下旬，带着4岁的女儿吴家雨，两岁的儿子吴家焱乘火车去山西探望打工的妻子，却在火车站丢失了吴家焱。从此，吴世元携妻子踏上寻子之路。在花光积蓄又无着落的情况下，夫妻精神崩溃，于儿子被拐两周年的那一天双双自杀。

　　著名的“打拐妈妈”李静芝，因丈夫在1988年10月17日带儿子去西安西大街金陵酒店向服务员要了一杯水喝，转眼之间，儿子被人贩子带走。李静芝与丈夫久寻儿子无果，夫妻感情逐渐破裂，不得已选择离婚。

　　失孤母亲张雪霞，有一个儿子宋彦智在1991年被一个黑衣男子于爷爷家门口强行抱走，后被警方抓获，却直到枪毙都拒不交代孩子的下落，使得张雪霞的丈夫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在找寻孩子15年不得的情况下，丈夫从家里的阳台跳楼自尽，死前留下遗书“我只要我儿宋彦智”。

　　电影《亲爱的》中“韩总”的原型孙海洋，有一个儿子孙卓于2007年10月9日在自家包子店门前被一陌生男子拐走，用尽千方百计寻找。他把包子店的招牌换成寻子悬赏广告，把赏金从5万元提升到10万，又提到20万，至今杳无音讯。

　　还有杨佳鑫的父亲在找寻被人贩子拐走的儿子700多天后，承受不住精神的压力，在火车轰鸣中跳出了车窗，一命呜呼。

　　申聪的母亲因为人贩子入室将她捆绑放倒、抢走儿子之后，她患上了精神分裂症。申聪的父亲也被迫辞去工厂高管的工作，卖掉了车、房、地皮，像大海捞针一般去寻找自家的孩子。

　　无数个原本幸福美满的家庭因为孩子被拐卖而坠入痛苦的深渊。他们一天不找回孩子，一天不得解脱。有的侥幸找回孩子，却发现原本健康可爱的孩子，被摧残得不成人形，精神上更受打击。

　　曾经有一位母亲的女儿被人贩子拐走，她找了很多年，绝望了很多次，逐渐接受了现实。她有一年去广西出差，路上遇到一个失明的小乞丐，同情心发作，给她乞讨的碗里放了10块钱，问她来自何地？孩子咿咿呀呀说了一大堆她听不懂的话，突然紧紧扯住她的手不放。她无奈报警，谁知警方查证出了女孩来历，原来是她的亲生女儿。可是，这个原本长着一双美丽大眼睛的小姑娘，眼球被人贩子活活挖出，处女膜已破，并患宫颈癌，身上多处器官受损坏死……尽管被父母送到医院积极治疗，还是离开了这个世界。母亲再次承受命运的重击，痛不欲生。

　　有些“专家”总是轻描淡写地说，不能对人贩子一律处以死刑。因为失踪的孩子只有人贩子知道下落。人贩子拐走孩子，无非是卖到不能生育的家庭里，用以绵延香火。一旦不分轻重一律枪毙，人贩子可能会觉得：“拐一个也是死，拐两个也是死，那就多拐几个吧，赚够本。”或者是“既然抓到了是死刑，索性就把小孩杀了，以便毁尸灭迹”。实际上，人贩子就是捏准了这些“专门坑大家”的“专家”言论才肆无忌惮。无论人贩子会不会被判死刑，落到他们手里的孩子有许多都难以保证他们最基本的为人尊严与生命健康。他们在人贩子的眼里，不过是用以买卖的货物，用以牟利的工具。

　　你为人贩子考虑出路，人贩子何尝考虑过你的感受？

　　2004年的恶男拐骗少女案里，有8名女孩被一个叫郎启才的人贩子骗到前往广东汕头的发廊里，从事卖淫工作。女孩们若有不从，立即被拳打脚踢。这些女孩子最小的仅12岁。

　　2007年的山西黑砖窑案里，有上千名数量的童工属于被拐卖的儿童，他们每天从早上5点工作到凌晨1点，受尽非人般的折磨，过着连牲畜都不如的生活。

　　更有甚者，人贩子将孩童进行残忍的“采生折割”，弄成手脚残疾或者严重瘫痪，拉到路边行乞，以此引发路人的同情心，施予钱财。

　　曾在2年内拐卖46名儿童的大盗陈莲香，她在被捕后面对警察的审讯，轻描淡写地说：”不就是（丢了）一个小孩吗?他们可以再生呗!”当警察询问她曾经拐走的一个小孩，她漫不经心地回复道：“娃哭声太大，就把他丢河里（淹死）了。”这样丧尽天良的人贩子，也仅仅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零一个月，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在服刑期间，陈莲香察言观色，灵活应变，积极表现，竟在2015年被评为“监狱表扬”，并被减去1年6个月的有期徒刑，2016年9月20日还获得了假释。如今早已出狱，不知在哪里过着逍遥日子。可是被她害死的孩子，还能回来吗？被她破碎的家庭，还能重到从前吗？

　　这些年，我不否认，随着高科技侦查仪器的广泛使用，以及公安机关与民间公益寻人组织的合作，使得被拐卖儿童被找回的几率大大提高。但有数据表明，在中国每年失踪的儿童有20万，找到自己被拐卖的孩子的不足0.1%。哪怕顺利回到亲生父母家庭里的孩子也未必能够适应，他们与亲生父母之间错过的光阴，导致他们相处起来关系微妙。

　　前文提到的申聪终于在警方协助下，回到了生父申军良的家里。但是申聪更怀念之前的家庭，与养父母联系频繁。申军良为了弥补申聪，学着烧南方的菜，花重金给申聪补习英语，几乎每个晚上陪着申聪上网课，对申聪提的要求尽量满足。申聪跟申军良的关系依旧是生疏且客气的。当亲生骨肉待自己如熟悉的陌生人，父母内心之痛，可想而知。

　　郭堂刚虽与儿子团圆，他们要面对的难题也是如何让孩子重新融入他并不熟悉的家庭，如何让孩子在心理上顺利从他们与养父母的依恋关系过渡到与亲生父母的依恋关系？

　　申军良曾经考虑过起诉申聪的养父母，毕竟我国目前《刑法》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考虑到申聪的感受，只好选择了放弃。这一来，又给了人贩子可乘之机。因为拐卖儿童罪离不开卖家与买家的配合。如果司法机关不能对买家进行严惩，人贩子的生意就断不了市场。尤其幼童三岁之前离不开父母的陪伴，这个时候，谁给他们极大的安全感与信任感，他们就跟谁最亲。幼童在6岁与12岁期间，又容易接受身边父母的价值观与行为方式。当亲生父母在关键的时间段里与他们错开相处，他们很难与父母建立良好的关系。

　　由此可见，人贩子所犯下的罪恶极其严重，可谓罄竹难书！

　　现行《刑法》第二百四十条规定：“拐卖妇女、儿童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虽然加强了对人贩子的惩治力度，依然难以震慑不法之徒的狼子野心。我个人认为，唯有将涉及拐卖儿童的买卖双方都处于极刑，方能增加全社会打拐的实力，方能减少一些类似悲剧发生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