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够善良的我们

起床刷到一个热点事件，教育“专家”赵菊英受家长的委托进行家访，强迫孩子砸掉自己心爱的手办，以打压的方式“教育”孩子勿要玩物丧志。

看得人心里腾的升起一股怒火，上一次这么生气，还是看到杨永信至今还好好活着的消息。

以爱之名的施虐和控制无疑踩在了深受打压教育所害的一代人的痛点上，这位赵女士也不出意外的被网暴了。

但是同样让我感到破防且愤怒的《不够善良的我们》，却是在内心反思很久之后才整理清楚这种如鲠在喉的感受来自于哪里。它来自于一种同样落后的有问题的观念，只是这种表达太隐秘，更不容易被识别。

面对赵菊英这种来自外界的PUA，我们好像很容易达成一种共识，她有问题；但是面对简庆芬、Rebecca、何瑞之这种来自灵魂的自我PUA，我们就很容易把问题合理化：原来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啊，这就是不够善良的我们啊。

对，就是这种企图用过来人的视角合理化细碎的痛苦的“隐形PUA”。陈海贤老师在《了不起的我》中分享过一个故事：

我在餐厅吃饭，听到一对夫妻在说话：

妻子说：“这几天没睡好。”

丈夫：“这几天天热，人就是容易早醒。”

妻子：“我有点担心女儿上托儿所能不能适应。”

丈夫：“小孩子嘛，可不都这样。过一段就好了。”

妻子就沉默了。

在这段对话里，妻子一直在跟丈夫说，她觉得生活的某些方面出了问题，而丈夫却一直在强调“一切正常”。

丈夫听到妻子的话了吗？并没有。他只是用自己的想象来理解妻子说的话。

也许对丈夫来说，妻子的焦虑也是一种新的经验（也许不新了）。他一直在努力把这些新的经验纳入到自己原有的认知框架里。他没来得及听妻子说什么，却急着给妻子提供一些解释，好像他很需要这种“一切正常”的感觉。

如果这时候妻子告诉丈夫，“你没听我说话”，丈夫也许不会理解，甚至会反驳说：“哪里啊，我不是一直在倾听吗？”

可是，是什么让丈夫不愿意听呢？是他对妻子的状况不感兴趣？是他担心妻子在通过“告诉你我不好了”来责怪他？还是他很需要这种一切尽在掌握的感觉呢？

一个不得要领的难受的妻子（Rebecca何尝不是被塑造成了一个不得要领的预备妻子），一个理所当然的空心的丈夫。这不就是《不够善良的我们》所呈现的故事吗？这样的角色确实太常见了，太真实了，他看不见她，他对这个世界（包括眼前的妻子）没有好奇心，他没有问题要问，他们心里已经有了一套答案，生活对他们来说就是在一个认知框架内不断重复重复。

这太恐怖了，更恐怖的是还有很多人在剧外赞同这种合理化，他们对简庆芬和Rebecca的际遇给到的共情是：认为这是成年人或婚姻的必经之路，认为大家都一样痛苦。更有甚者觉得“何瑞之这样的男的已经是男人中的上乘货了”，这一波人跟“温太医那么好为什么甄嬛不喜欢”的是同一拨人吧。

这些人看似是在寻找生命的出口，其实只是在一个隐形的框架内不断重复。

在旷日持久的若有所失感中，我们习以为常，我们太习惯这个世界，以至于不再对它感到惊讶了吗？我们对简庆芬和Rebecca的共情难道不应该是提出疑问吗？我们需要大声质问这些困境背后的问题是什么，那些细碎的说不清道不明的束缚感从何而来，而不是把这一切合理化，让尘归尘土归土，让日子就这么往下过。

这部剧的所有细腻呈现，都在试图将创伤合理化，他不是那种心理学意义上的开怀接纳，而是粉饰太平，和稀泥，大家都这样，你就安守本分吧。

本来给到一个开放式的结局也还好，但作者给出的答案是“我爱我老婆”。

是啊，他爱的是她老婆，不是简庆芬，作者没有要探讨我们无法自我实现的困境，作者也没有给出一条自我实现的路径，哪怕迈出一小步，而是顺畅地走入自我身份实现的片刻安宁之中，逃避了灵魂的混沌迷茫。

朋友跟我说，你把所有人的故事都套用在我们上一辈的身上，就都通了。是啊，我见过很多上一辈的狗血故事。比如最近刚听到的一个故事是妻子在无爱的婚姻中出轨被抓包，为了责任或面子双方约定不离婚，但丈夫除了出去鬼混还因为意难平开始家暴，被家暴的母亲转头催儿子结婚，儿子反驳，婚姻是你们这副样子的话我才不要结婚。于是母亲立志要把委屈和苦难吞进肚子里，努力在孩子面前表演好幸福的家庭，再苦再难都不能透露半分，然后继续祈盼这孩子能早日成婚。这个故事被另一个处于婚姻的水深火热中的女人听到了，她找到了不离婚的理由，人家这样都在过，我忍一忍也是可以的。

这些故事的内核都差不多，这样一对比还蛮进步的，丈夫更温柔了，不家暴了，能赚钱还能负起责任，他是个空心人有什么关系，情感的联结和流动是什么，咱也没体验过；妻子也更进步了，自我合理化的工具箱更高大上了，虽然还是不知道自己要什么，还是拧巴，但她会去要，会去找，她用自己的想象力来救赎自己，她的姿态会比婆婆辈的好看一点，她短暂地挣扎一下仿佛就要醒来，然后又编织一个梦境沉沉睡去。